~ Bishop Ronald Hall: Quiet Moments – an Encounter with Confucius 何明華主教：靜祈籌動 – 與孔子邂逅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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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ext 全文： A_Chance_Encounter_with_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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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 Ronald Hall: Quiet Moments – an Encounter with Confucius     何明華主教：靜祈籌動 – 與孔子邂逅 (2012)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nnial of the Chung Hwa Sheng Kung Hui: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on:
“Sheng Kung Hui – Learning from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Anglican-Episcopal History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中華聖公會百週年：「回溯過去，展望未來：在華聖公會歷史及其對香港聖公會的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

June, 2012

By: Hanson Y HUANG (黃賢)
B.A., J.D. (Harvard)

 

Abstract

Bishop Ronald Owen Hall (“ROH”) (1895-1975) was one of the longest serving bishops of the CHSKH (1932-1951/1966), presiding over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turmoil and change.

He becam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China from 1920, and was present at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1922 and Shanghai after the 30 May 1925 Massacre. His effort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recognized by both Mao Tse-tung and Chiang Kai-shek. Song Ching-ling invited him to be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Industrial Co-op during WWII. Chou En-lai invited him home for dinner in 1956. He also consecrated the first female clergy in the Anglican Communion.

ROH is best known for his vitality and pioneering work, and his enduring influence over his flock: in HK he founded 17 churches, dozens of schools, and innumerabl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etc.

This paper will highlight a lesser known and more personal side of ROH, in quiet moments, when he was at one with himself, his circumstance and his God. These moments led to great understanding and clarity.

Only one such quiet moment will be addressed: in August 1926, when ROH made a visit to Qufu to see the temple and burial site of Confucius, where he followed the Chinese custom and bowed three times before Confucius’ tomb.

This paper will relate some events and thinking leading to that moment, and highligh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ight thus gained on ROH’s ministry.

The impact on ROH’s views on three relationships will be addressed, namely: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and, more generally, non-Christian faiths; 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and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State, specifically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 conclusions will be drawn as ROH’s work continues. ROH’s bold vision and prescience is still refreshing and current.

 

摘要

何明華主教（1895-1975）是〈中華聖公會〉奉職主教任期最長人士之一（1932-1951/1966）。其主政期間社會處於前所未見的轉變和動蕩。

何氏自1920年即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更欣幸蒞臨1922年〈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成立並于1925年〈五卅慘案〉后抵達上海。何氏對中國的貢獻，分別被毛澤東、蔣介石褒揚。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宋慶齡邀何氏出任〈工業合作社〉副主席。周恩來伉儷于1956年設家宴款待之。他還施按禮，授李添愛女士聖職，創聖公會之先河。

何氏以其活力和創新氣魄以及對其牧眾的持久影響著稱。僅在香港，他即創辦17所教堂、幾十所學校以及難以盡列的衆多慈善機構。

本文以何氏較不爲人知和較私人的一面為題，即其靜祈時刻。此時，他和其自身、其處境以及其奉信之神融為一體，爲他帶來更深刻的理解和徹悟。

本文僅描述一起這樣的靜祈時刻。事源1926年8月 ，何氏前往曲阜參觀孔廟和孔陵，依循中國傳統習俗，向孔陵行三鞠躬禮。

文章描述若干導致該靜祈時刻的事件和認知歷程，並突現此次之徹悟對何氏日後牧職之影響。
文章探討此次的領悟，如何影響何氏對三種關係的看法，即:（一）基督教和孔子學説的關係，並引伸至神和中國的關係；（二）基督教各教派之間的關係； 以及（三）基督教和國家，尤其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文章不妄下結論，蓋因何氏之事業仍在進行。何氏的大膽見識和前瞻性，依然令人耳目一新又緊貼時弊。

Key Words
Ronald Hall, Red Bishop, Confucius, Confucianism,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Qufu (Chefu) , CHSKH, May 30 Massacr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Conference (WSCFC),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NCC),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ecumenism, interfaith, syncretism,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關鍵詞
何明華 紅色主教 孔夫子 孔子 中國禮儀之爭 曲阜 中華聖公會 五卅慘案 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基督教學生聯合會）全國基督教會議 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反基督教運動 普世主義 宗教間對話 合一主義基督徒學生運動

ROH：Timeline

Full text 全文：  Bishop_Ronald_O_Hall_of_Hong_Kong_A_Chance_Encounter_with_Confucius

Synopsis:  QuietMomentsPresentation

Press Release 新聞報道：
echo.hkskh.org  & www.christianweekly.ne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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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帝制探興衰、百歲民國問短長》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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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ext 全文: 千年帝制探興衰 百歲民國問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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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談“歷史周期率”，離不開《左傳。莊公十一年》(公元前683)的:“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立論。但傳統文化善於大膽假設，悖於小心求證，以至各取所需、人鬼共享。惟跳出窠臼，試圖量化分析，以貝葉斯概率(Bayesian)，整視一下兩千年帝制....

 

歷史大視野／黃 賢

千年帝制探興衰   百歲民國問短長

 

中國人推翻帝制101年，然而帝制的張力，如分合、族群等問題，依然看不到消弭的跡象。能否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要看國家日後的發展。

(《信報報財經月刊》2012.4)

2012，《信報財經月刊》創辦了35年，深入解讀了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可喜可賀。 2012，也見證由秦始皇開啟的帝制被推翻101年，更可喜可賀。茲聊以一篇歷史異文道賀。

寫‘大’歷史的黃仁宇認為：“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須要101年才可以通過。”[1] 為什麼棄整求奇，是101年而不是100年？黃氏認為歷史要‘大’，起碼要超過百歲人生，“三五百年才能攝入大歷史的輪廓”。我的看法較世故：百年慶典，多不忠於史實，特別在文明古國。試看去年兩岸紀念辛亥百年，一邊一史，各自表述，各取所需，不盡不實，所以要等到熱鬧翌年才能恢復平靜，客觀評價。

怎樣才能客觀評價歷史，特別在文明古國？有說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茶餘飯後和周恩來總理散步，問到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周恩來的回答是：“要下定論，為時過早。”這是奇數，因為文明古國，特別是曾經捱過打的古國，對自己的歷史，容易過早下定論，而且往往是錯的定論。當然，有些傳統定論是對的: 中學課本寫每一個朝代的滅亡，免不了都籠統提到“荒淫無道、外戚干政、天災人禍、宦官弄權”。但僅此而已，周而復始，又何以“以古為鏡”？[2]

為了避免主觀性太強，影響真實性，本文另闢阡陌，以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統遜位（1912）的 2132年的帝制年代作為整體，讓歷史數據自身娓娓釋出真諦，上喻千年帝制，下儆百歲民國，方法可稱為：“大數據歷史”。[3]

圖一是從夏朝到清朝38個朝代的壽命時序表。X-軸按時序排列，軸中標出不同朝代及其建國年份。Y-軸則是各朝的壽命。圖中還標出若干從秦朝到清朝的技術分析線，如平均壽命及標準差等。各朝代又以顏色、圖案表示當時國家是統一抑或分裂、由漢族抑或其他族群統治。

這是最宏觀的數據。可以看出，帝制之前的夏商周各朝較長壽，而後期的國運，在一段穩定時期後，必定陷入不堪，由一系列的短命朝代走馬燈式上台、謝幕。

兩千年帝制年代的原始數據，或許會顛覆國人的幾種歷史迷思或潛意識。或曰：國祚永延；錯！各朝代的平均壽命才93年。或曰：中國是個統一國家，分裂是短暫的；錯！中國一旦分裂，延續的時期，比各朝代的平均壽命還長。或曰：中國是由主體族群（漢族）統治的；錯！中原關中地帶近半時間是由非漢族統治的。或曰：國力強盛、建設輝煌的政權才能長治久安；錯！恰恰相反，其國祚極短；而一般認為最弱的朝代，壽命最長。

兩千年帝制的歷史有何啟示？統治集團起碼要好好解決長短、分合、族群和向背四個問題，否則在歷史長河裏會沒有統計意義。且讓數據一一道來。

  

論長短，所謂：“國祚永延” 

圖二是34個朝代的壽命分布圖，分三個斷層。平均壽命是93年，中位數是53年，標準差是88年。儘管把東西兩漢、南北兩宋合併，平均壽命也只延長6年至99年，中位數則降到50年。

兩千年的歷史，怎樣解釋這50/100年現象？各朝自有各朝的精彩，但宏觀而言，可以簡單理解為民心向背。任何朝代能成立，不管是通過篡位、起義還是受禪，都有其歷史必然因素。

若被認為是非正當登基的，第一代子民懾於淫威，不敢反抗，但多行不義必自斃，不到第二代已眾叛親離，50上下而終。這是眾多暴君的收場，佔總數泰半。

若被認為是正當立國的，除非後繼者有特別建樹，否則也難過百年大限。可以較形像地解讀為第一代子民感恩戴德五體投地，第二代尚願意跪拜，第三代勉強深鞠躬，第四代無奈點頭，第五代則難免瞋目逐之矣。

若後繼者有所作為，能認清前朝的流弊，銳意改革，採取補救措施，則國壽有可能延長到以世紀計算。典型的是漢代文景之治（輕徭薄賦，扭轉秦朝的苛政）、唐代貞觀之治（整頓制度，排除前朝士族竊國之弊）。東西漢、唐、南北宋、明六朝平均壽命是218年（合併為四朝則是327年）。

儘管如此，因為沒有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無論怎樣勵政中興，也免不了始於禮義廉恥、仁義道德，終於專橫跋扈、貪污腐化，“言同堯舜，跡如桀紂”，[4] 最後均如中學課本所言：“天災人禍、宦官弄權”，依次退出歷史舞台。

 

論分合，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圖三是千年帝制分、合統計表，標出統一和分裂的年代及各種統計結果。

關鍵問題是分、合的程度，即：合多久即分，分多久才合。有兩種衡量方法。簡單的是數年頭，有多少年國家是統一的，有多少年是處於分裂狀態。較深度的分析方法，是從朝代壽命分析分、合的性質。

按數年頭來計算，在帝制2132年內，有558年國家是處於分裂狀態，佔26.17%。在此期間，平均統一時間是315年，平均分裂時間是140年；也就是說，平均合315年就分，分140年才合。平均分裂時期比各朝代平均壽命（93年）還長！

分析統一、分裂時期各朝代的壽命，可以更深入認識分、合程度。分別處於分、合年代各朝代的總壽命，是1544和1632年，平均分別為64和163年。分裂各朝代總壽命相等於2132年的帝制的72.42%，雖然分裂年代僅是26.17%。

從數據可以看出，帝制年代中國的常態是超穩定的統一；然而一旦統治方式失效，權力失衡，便陷入長期四分五裂狀態，直至新的統治方式出現，國家回復統一。這周期性其實遠在古代已開始，[5] 秦朝統一六國，結束幾百年的戰亂，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為漢代幾百年管治打好基礎。漢末中央混亂，地方勢力崛起，導致幾百年的動盪，士族掌權，皇權旁落。隋朝彌補前朝弊病，設三省六部，完善科舉制度、設府兵制，鞏固中央集權，為唐朝奠定近300年的統治。唐末宦官朋黨相軋，中央混亂，派駐地方以鞏固中央及維護皇權的勢力，反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演變成前後十多個政權。至宋朝一統天下，為彌補前朝割據局面，決定崇文抑武，守內虛外，帶來200年繁榮。如此這般，周而復始，延至101年前的辛亥革命，清廷命官是看到十多個省份先後宣布獨立才倒戈，逼清帝遜位，結束帝制。這也說明，合不一定好、分不一定壞。

合也好分也好，因為沒有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無論什麼統治方式，最後也避不了“天災人禍、宦官弄權”一劫。

  

論族群，所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圖四是千年帝制統治族群統計表，標出主體（漢）民族和非漢族統治的年代及各種統計結果。

帝制開始時，沒有漢人漢族，只有所謂秦人、華夏人，到了東漢才稱漢人，是眾多民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文化認同體，但逐漸演變成類種族的民族概念，即漢族。按基因分析，[6] “漢族”經過三次大遷徙，南北不同、東西有異，雖以03型基因為主，實則亂七八糟。當今是歷史上第四次大遷徙：前三次是上文提到的長期分裂時期，這一次是上億農民大舉跨省進城市。

以上為序，假以說明，劃分漢族/非漢族統治年代的困難。這並非庸人自擾，蓋此歷史迷思，曾驅使孫中山先生早期宣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問題依然困惑今人：唐朝李氏是否漢族？網上還在爭論，正是“唐朝千年的風沙，現在還在颳”。[7]

圖中數據難免顛覆一些成見。

首先，帝制年代（2132年），全國由漢族統治的時間只略過半（53.24%），由非漢族統治的時間約佔六分之一（17.12%），分治的時間則為十分之三（29.64%）。

其次，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核心地帶的中原地區，幾乎有一半時間（47.14%）由非漢族統治。其影響之一是促使中古漢語發音中入聲的消失。[8] 遼金年代（南宋）此趨勢已經明顯，到了元代編《中原音韻》，入聲就完全消失了，後來連咸韻也丟了，成為今天普通話的前身。

再者，非漢族朝代統治的年代和壽命，一點也不遜漢族。非漢族和漢族平均統治年代，分別是335年和376年。而各朝代的平均壽命，分別為90年和96年。

最後，清朝是壽命最長的非漢族朝代，也是僅次於唐朝而和明朝並列為帝制第二長的朝代。當然，清朝開國盡享天時地利：土豆番薯玉米和高粱的種植相繼普及，是康乾盛世的物資基礎。

然而不管是哪個族群的政權，因為沒有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無論什麼統治方式，最後也避不過“天災人禍、宦官弄權”一劫，被崇尚科學、民主的國度侵略。
 

論向背，所謂：“作嫁衣裳，功不可沒” 

秦和隋兩個平均壽命才26年的朝代，幾乎沒有統計意義。但進一步檢視數據即可發現，二者壽命雖短，其後繼朝代的壽命卻特別長，短長組合極具統計意義。這就是秦漢、隋唐兩組組合，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至關重要。

對秦隋二朝的評價，見仁見智。茲拉濶視野，把二朝與各自前後的朝代一併考慮，探討這種短長組合的幾層意義：何以興？何以功？何以歿？何以警世？

秦隋之興，在於天時地利人和。上文討論國家分合，已經提到二朝統一全國以前，國家都處於幾百年的分裂混亂，人心思治，此乃司馬遷所謂：“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9] 而當時外圍沒有強國，盡佔地利。[10]

秦隋之功，在於彌補前朝積弊，奠定後世基業。秦朝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不僅統一文字，制定度量衡禮樂，但更着重修馳道、建長城、興水利。隋朝更新國家管理機構，不僅實行兵農合一、興辦科舉納人才，但更着重修運河、建都市、拓長城。秦隋兩朝的軟硬建設，均由隨後的漢唐兩朝沿襲，開拓幾百年盛世。

秦隋之歿，在於“本末並失，故不能長”。[11]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12]；隋亦是。魏徴評論隋朝最透徹：“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外示嚴重，內多險忌……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13] 秦何嘗不是？

秦隋之警世，在於民心向背。最強盛的兩個朝代，其制度最能克服前朝積弊，其建設最宏偉超前實用，卻不能長久，卻敗於匹夫之手。何謂匹夫？帶頭推翻秦朝的匹夫，是市井小民陳涉（陳勝）；司馬遷認爲不可思議，並以四個‘不’五個‘非’來形容他：‘不用不及不用不藉非有非尊非錟非抗非及’，即：無德無能無智無勇無謀無勢無權無兵無將。然而“一夫作難而七廟墮，……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14] 歷史無情開了兩次玩笑，秦隋經二世而亡，還被罵了上千年。其功績，為漢唐作了嫁衣裳。

秦隋沒有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所以不管多強，都無法避免“天災人禍、宦官弄權”的厄運；或許還因爲“恃其富強”，加速滅亡。
 
 

結 語

一言以蔽之：“往事乃序幕，來者此你我之責。”[15]

雖然過了101年，帝制年代的張力，如分合、族群等問題，目前依然看不到消弭的跡象。而當今世代又增添更多、更複雜的内外張力。能否建立以民為主的法治制度，“要下定論，為時過早”。

再過35年，就是2047年，一國兩制也要告終。屆時香港是怎樣的境界？恐怕要看中國內地的發展，要看人民共和國給民國年代寫個什麼樣的“大數據歷史”。

冀望《信報財經月刊》能繼續翔實深入解讀必定是更翻天覆地的大時代。

此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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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他也寫了一本《中國大歷史》。

[2]    唐太宗悼開國名相魏征語。後晉•劉句《舊唐書》卷七十一•列傳第二十一。

[3]  選用歷史資料，難免要取捨剪裁。這裡用的是主流史書的資料，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為基礎。最後選定34朝。

古代各朝的疆域，不同時期可大可小，打到哪裡算哪裡，唯有選用當時較穩定的區域，以確定該時期是統一還是分裂。元朝直接統治過的區域，包括波蘭、伊朗、印度，藩國延至馬六甲，都不算。

各朝代的起訖，以立國計算，故元朝的97年是以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1271）定國號為大元至惠宗至正二十七年（1368）被逐計算，並不包括此前成吉思汗大蒙古國年代，也不包括明朝一統後還以北元國號延續的34年。

很多地方政權（國）不予考慮，如吐谷渾（375年）、大理國（300多年）、夜郎國。曇花一現的王莽新朝、武后周朝亦略。

朝代的定訂，也要判斷。東西漢、南北宋，各以兩個朝代計算，但略去新朝。三國、南北朝、五代分列；十六國、十國合併為一。

按以上原則選定的資料，難免招惹異議。如何精確增損、揉搓數據，是斷代史等等的範疇，對大數據歷史的結論影響不大。

[4]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五。

[5]  商朝有三千餘國，周武王时有千七百七十三國，齊桓公二年尚有千二百國，至於戰國，存者十餘。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

[6]  黃艾禾、孫展、邸笑飛《中國人從哪裡來》。

[7]  《爺爺泡的茶》作詞：方文山，作曲：周杰倫，編曲：林邁可。

[8]  入聲的消失，看似學術問題，卻又是網友憤青爭論的題目之一，涉及民族沙文主義和歷史迷思。這裡採取折衷立場，即：輔音後綴即入聲尾本來就在消失，非漢族的統治僅僅加速這過程。

[9]  “秦併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10] “其勢居然也”。同上。

[11]  西漢•賈誼《新書》 卷一。

[12]  西漢•司馬遷《史記》 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13]  唐•吳兢《貞觀政要》 卷一•君道第一。

[14]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15]   “… what’s past is prologue; what to come, In yours and my discharge.” 莎士比亚《暴风雨》II,1。作者譯。本來想用：“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但擔心那是句山寨版列寧語錄！

黃賢生於香港，畢業於拔萃男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獲法律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最大的國際事務法律事務所工作。
1978應邀回國，在北大（77、78級法律系）和外經貿大學（1979碩士班）講授國際經濟法、公司法，兼任中信和多個中央部委法律顧問，也參與多項立法工作。曾擔任北京吉普車、迅達電梯、平朔煤礦等等眾多涉外談判的法律顧問。主持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 1982因間諜罪坐系秦城；1989秋，罪名推翻。 1992年返港，今在兩岸三地從事策略顧問工作。
黃先生自1970起即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

end of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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