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見名家》政改要攻城還是攻心 — 一國兩制再啓蒙（上）港台問題是一體兩面─一國兩制再啓蒙 （下）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上） （下）
政改要攻城還是攻心 —— 一國兩制再啓蒙（上）
摘要：
香港政改涉及很多層面，糾纏不清，有必要正本清源。欣幸近日内地年輕官員提出要「再啓蒙」，十分及時，我完全同意，有必要重溫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
一國兩制這個名詞是鄧小平1982年1月11日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首度提出的。1982年的講話，連同此前的兩次戰略轉變，我都有幸直接間接參與，不妨分享一下，和目前政改操作對比對比。
鄧小平當時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一國兩制目前用在港澳，但對象是台灣。正如鄧所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鄧小平爲什麽選定在以上場合表態……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港臺問題是一體臉面 —— 一國兩制再啓蒙（下）
摘要：
戰略轉變第二步，和第一步幾乎同時開始。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關鍵，是如何攻心服眾。説是容易，但很難避免墜入兩個陷阱，特別是上年紀的人：其一，訪親尋舊取暖；其二，漠視新生事物。
目前香港政改是否歷史重演，正正掉入這兩個坑？ 兩岸高層一直有聯絡。1972年周恩來和尼克遜談判時，還不經意透露一點，令尼克遜吃一驚。但都老了，派往香港接觸的熟人，還老死異鄉……
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
全文
政改要攻城還是攻心──一國兩制再啓蒙（上）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一國兩制這個名詞是鄧小平1982年1月11日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首度提出的。1982年的講話，連同此前的兩次戰略轉變，我都有幸直接間接參與，不妨分享一下，和目前政改操作對比對比。
鄧小平當時說：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一國兩制目前用在港澳，但對象是台灣。
正如鄧所說：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鄧小平爲什麽選定在以上場合表態，下文交代。關鍵是：要全面認識一國兩制，必須以大局爲重：台灣、香港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偏廢，更不能囿於本位主義、山頭利益，造成副作用，讓一國兩制淪爲反面教材，影響國家安全和主權。
鄧小平和他的同輩一樣，走到這一步可不容易。那是清醒的時候難得的自知之明，因為共產黨立國於「鬥爭哲學」，常態是左傾、排外，沒事炮製各色内、外敵人，免不了還會反覆。所以他補上：
「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還特別強調：「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要達至以上境界，不僅先要經歷兩次「戰略轉變」（原國台辦主任楊斯德用語），還要偶然遇上鄧小平1980在台灣問題上受誤導。工作遂快速發展，1982年正式宣布一國兩制。
兩次「戰略轉變」分別爲：「台灣要解放」vs「一定要解放台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其艱苦歷程，屢經反覆，現在仿佛變相在香港重演，考驗各方的氣度。
戰略轉變第一步：不提「解放台灣」
1972年，作爲保釣第一團成員（此前有保密五人0團），我第一次和北京官員詳談香港、台灣問題。儘管周恩來總理曾表態「先台灣後香港」，二者有先後輕重之分，卻從未切割。我的大學論文題目是假藉德國一起外交事件，隱喻香港的回歸，所以喬冠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後接姬鵬飛爲外長，曾在德國留學）設宴餞行時，拉我坐在身邊，進一步詳細討論二者關係。
一行十多天的討論重點之一是台灣。建國後，國策一直是「一定要解放台灣」，但我夠年輕夠斗膽也夠韌勁帶頭反對，原因是：統一或回歸，應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掠地；人民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受體。所以哪怕要説解放，最多只能說：「台灣要解放」。當時立即惹來中共中央調查部高層的反對（此部已被滅，以前對外稱「西苑中直機關」，但看到李後回憶錄直呼其名，也不必隱瞞）；但我依然堅持觀點，幾乎不歡而散。唯一欣慰的是，其三局（台灣）的資深領導，最後私下表現模棱兩可。
周恩來首次捨棄「解放台灣」
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對台灣的表述一改先例，採用了「台灣要解放」：
台灣省是祖國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對台灣同胞寄予無限的關懷…。台灣一定要解放。我們偉大的祖國一定要統一…！（參考連結）
這絕無僅有的一次，也算是個小成就吧！其實也是大勢所趨，同樣想法的人或許不少，更因尼克遜總統已經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兩國又早已進行軍事情報交換，所以在台港等領土問題上，已經不用擔心外國勢力。要考驗的，倒是港台大政方針能否得人心，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
但問題尚未根治，接踵而來的是極左的反撲，批林批孔、反右傾翻案風、45運動等等。「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在1977年的十一大復活，直到完成第二個戰略轉變，還幾經波折，最後才由鄧小平於1979年1月在外國勢力的大本營，在美國參衆兩院演説，正式宣布其結束：
「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不再提「解放台灣」，是認識的飛躍；日後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台問題，目的不僅是收回領土，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民心所向，講的是方針政策，不是刀槍兵馬。如上所説，要考驗的，是政策能否得人心，措施能否到位，操作的官員能否勝任。
然而，鴉片戰爭的恥辱，爲國人帶來長期深遠的後遺症。其一，高層容易被所謂外國勢力、國家安全煽動綁架；其二，高層容易相信投其所好但查無實據的分析。領導稍許不慎，日後就必定要付出代價。如：周總理在彭明敏台獨問題上被騙，以爲是美國在操弄；鄧小平被中調部誤導，以爲台灣統一指日可成。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
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港台問題是一體兩面──一國兩制再啓蒙 （下）
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同一問題的兩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因爲香港回歸了，就各走各路，變成兩張皮，把一國兩制貶成「統戰手法」。（亞新社）
戰略轉變第二步：兩個「寄希望」
戰略轉變第二步，和第一步幾乎同時開始。「寄希望於台灣人民」vs「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關鍵，是如何攻心服眾。説是容易，但很難避免墜入兩個陷阱，特別是上年紀的人：其一，訪親尋舊取暖；其二，漠視新生事物。目前香港政改是否歷史重演，正正掉入這兩個坑？
兩岸高層一直有聯絡。1972年周恩來和尼克遜談判時，還不經意透露一點，令尼克遜吃一驚。但都老了，派往香港接觸的熟人，還老死異鄉。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同學，所以兄來弟往，以爲再來一次國共合作，哪怕藏污納垢，台灣問題就能解決。這就是長期執行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政策：只要能把領土要回來，再獨裁再反動都可接受。往後的一國兩制的論述，還刻意預留這模糊地帶，保留在憲制以外的合作空間；但《香港白皮書》不知是刻意還是無意，但我猜是大意，堵死了這空間。
然而，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新一輩生於國府遷台後，因爲是戰後嬰兒爆炸一族，人口還特別多。從小背詠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受越戰保釣洗禮，難免旨在反威權尋定位。
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海外支持島内新生代的人士，也成受害者，備受打擊。特別是1976年「陳明忠事件」後，中調部還發動其海外追隨者聲討；而今回顧，可以説，七十年代冒出的台獨，中調部功勞很大。
國民黨抓共產黨罵，怎麽辦？
首先，要向新生代致敬；他們堅韌不拔，成爲今天社會的主流，帶領台灣進入新境界。而面對内地這種打壓，必須按中國特色的方法應對，要做好功課。首先要搶旗幟，繼而戰略包抄反擊，細節不便說。但當時北京的消息來源難免一左二窄；相反，多年來海外人士掌握大量及時的島内一手公開和不公開信息，數量之大，部分要在1978年在香港辦《消息報》，通過左派系統印刷，在内地内部發行，以翔實的資料説明官方論述外還有客觀論述，證明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已行不通，還會起反作用。
消息報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我們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不僅調整了政策，還爲「台灣人民」解禁。鄧穎超日後當上第一任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後，還爲不能更早改變戰略向保釣人士道歉。
兩個「寄希望」的思路，是個突破，但一點也不容易實施。拉攏當局、建制派容易，手段也簡單，給點好處加個頭銜往往奏效。贏取民心則困難多了，往往淪爲「蛇齋餅粽」。而官員錯誤的執行，反過來足以動搖一國兩制之本。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臨門一腳
完成兩個戰略轉變還不夠，畢竟國大慣性也大，還得通過偶然事件，讓必然的趨勢實現。
1980年1月，鄧小平發表講話，題爲《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此題目是很有自信的最高領導在歷史轉折點才用），重點是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現在看來，想在八十年代完成統一，是異想天開；當時雖然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但都沒辦法。我手上已經沒有原稿了，但總是覺得現在發表的版本在輕描淡寫這問題，因爲鄧確實有點飄飄然。
首先，國際形勢相對穩定。中美已經建交，中日也簽了友好條約，台灣領土問題徹底解決，何況中美之間雖然有對台售武的麻煩，卻已開始軍事合作（能解讀９－Ｃ，就你懂的），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合作空間還要擴大，延伸到國外。
其次，有關部門爲補其前期不足，矯枉過正，顯然是情報和判斷的嚴重錯誤所致，但也投鄧所好，因爲他多次表示：
「由我們這一代來實現，實現統一，遲不如早。」
要説明，1978年以前，台灣工作主要是軍事和情報，如地方的對敵鬥爭領導小組下設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當時黨中央尚未成立後來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更沒有國務院港澳辦、台辦，這些是1978年底才草創，班底不齊，尚未能真正起作用。
很快就認識到判斷錯誤，也加快鄧滅掉中調部的決心。此後兩年，逐步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和多面性，必須全面系統地論述。更明白兩個「寄希望」不能偏廢，特別是不能僅靠兩地權貴坐下同意就行，還要顧及人民接受與否，並且要仔細處理多方面的具體事務。
較成熟的表述，是一年半後的「葉九條」。這是葉劍英在1981年國慶時的講話，即「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葉九條」提出或重申九方面的具體措施，如：「自治」、「保留軍隊」、「三通」等等。雖然第一條還是强調黨與黨對等談判，但其他細節確是照顧到台灣人民的利益。雖然立刻被台灣拒絕，但不失爲談判的起點。條件成熟了， 一國兩制雛形已呼之欲出，就待合適機會宣布。
走向一國兩制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首提一國兩制。官方記錄是：
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着想和對待這個問題。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全美華人協會成員多是美國學術界知名人士，首位會長是楊振寧；我有幸參與成立該協會，但當天我剛到秦城用膳。李耀滋是第二任會長，但和其他學者經歷不同，抗戰時期在國内，成立中國第一家飛機製造廠。他在MIT任教多年，交友甚廣，奇遇甚多。
鄧小平選中此場合，一方面是該協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是知道李耀滋能傳話給蔣經國。李耀滋對此很低調，日後只願意說蔣安排章孝嚴、蔣彥士和他見面，事情真相還待台灣方面公開有關文獻。幾個月後，廖承志就寫信給蔣經國；有沒有因果關係有待研究。
要傳遞的信息估計分三各層面，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意義：
首先，在政治層面，闡述了在「一國」前提下的制度對等政治安排。
第二，在操作層面，是從長計議，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引君入甕的手段，不會輕易更改取消。
第三，在心態方面，是誠心包容根本性甚至對立的差異。
人心向背，就看執行的寬嚴。從寬執行，一國兩制可能成功，反之必敗。也要清醒認識到，沉重的歷史包袱，執行傾向失之於太嚴。
這三條之外，和香港有關的還有第四條。鄧小平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會見戴卓爾首相時表態說：
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香港問題，用什麼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只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方式，一種是非和平方式……。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
一國兩制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同樣地，到本世紀末和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台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這就是制定我們國家政策的一個想法。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從什麼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註一）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是同一問題的兩面，這邊敲那邊響，不能因爲香港回歸了，就各走各路，變成兩張皮，把一國兩制貶成「統戰手法」。 可以用以上幾條衡量北京是否信守諾言。
一國兩制：走向明天
重溫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核心意義，不是爲了推測其日後成敗，而是想説明其來之不易，更擔心其去之也快。
回顧整個歷程，在短短幾年内完成兩次戰略轉變，確實不易，算是個創舉。遺憾的是，這要歸功於幾個影響力日益遞減的要素：首先，當年文革剛剛結束，痛定思痛頭腦清醒，急迫要找出路，不得不虛心聆聽不同意見。其次，當年台港澳問題決策程序簡單，尚未設立各層機構，所以並未官僚化。更因是窮親戚，溜鬚拍馬攀援的勢力不多，所以另類合理意見容易「短路」正常渠道，得到采納，更因反饋及時，有利形成成熟的政策。第三，香港/海外一直起到特殊作用。最好的例子是新華社副社長祈烽；他雖然領導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動，但香港回歸問題提出後，因有國外工作經驗，顯得十分理智和剋制。當時有關部門籌備拍一套有關香港的紀錄片，他讓我過目劇本，發現多處未能擺脫「左」的陰影，遂立即終止該計劃。30年後，在幫忙解決一起所謂「間諜案」時，他還透露曾建議新建立的台灣辦事機構不要稱「對台辦」而應稱「國台辦」，避開錯誤的敵我意識。其實，黨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也應放棄延續戰爭年代的稱呼，改爲中性的台灣工作領導小組，避免錯誤的心態潛移默化影響工作。
逝者如斯，一國兩制奈何？
Hanson Y Huang 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