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生李克强 (2023.12.21)~

好學生李克强

李克強的悟性,在他翻譯時,作者已覺察到。再來,就是探討通貨膨脹,懂得在沒有數據情況下,以替代方法量化通脹,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灼見名家》連接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灼見名家製圖)

熟人去世,必定翻起往憶,難免傷神。耄耋長者作古,勉強可説是一種解脫,聊以慰藉。但深孚眾望卻盛年猝逝,緬懷之餘則只能譴責蒼天有眼無珠、妒英才,都要喊出:「噫!天喪予!天喪予!」(註1)。

寫悼文,也要沉澱一下,等過了尾七,北面而踴,止喪相送。(註2)

1980至81年。我有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講授國際投資法,學生來自77、78年級,李克強是77級的班代表。

不妨回顧一下和他的交往,但難免更多講述時代背景,讀起來或許像流水賬,卻是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也要八卦一下。

黃賢在北大任教期間攝於天津。(作者提供)

高考77級的使命

77級是文化大革命荒廢10年後,恢復高考的第一代,濃縮了10年的人才,是精英,是少林寺,前途無量。但也要記住,是文革時期長大的最後一代,承前啟後,背負歷史,是時代革命的見證人,是改革開放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有責任、有義務警惕倒退、復古。

1977年的高考考場。(共產黨員網圖片)

1978年三中全會前,筆者獲邀到北京,向各政府部門提供法律諮詢。當時內地幾乎沒有法律人才,工作應接不暇,遂提出兼任教學,建立團隊。首先在外貿學院帶研究生,能早日投入工作,繼而到北大帶本科生,各部委也安排涉外人員到北大聽課,100多人,好不熱鬧。

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襟章。(作者供圖)

課程細節兹不贅,是邊講課邊立法,猶若創世紀。指導思想不外幾點:尊重經濟規律、擺脫小農意識、吸取中外經驗、摒棄二元思維、重視定量分析。這些都是發展現代經濟、建立法治體系的基本要素;但願有利同學們日後事業。

課外則秉承我在香港男拔萃上學各階段的經驗,每每得益於老師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能開拓視野,早日見識社會;由是想到為同學們做出同樣安排。

黃賢是香港拔萃男書院舊生,上學時老師會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開拓同學視野。(灼見名家圖片)
同學合照,李克強站在第三行左三,作者站在前排左七。(作者提供)
黃賢(後排右二)與李克強(後排右一)與一眾同學在天津合照。(作者提供)

在中信勤工儉學

我兼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律顧問,安排學生到中信勤工儉學不成問題。學校遂指派李克強組織幾位同學去上班;這應是他們第一次正式吃皇糧。

勤工儉學既讓同學早些接觸日後的業務,也為解決當時失業問題提供多一個手段。當年全國各階層年輕人失業嚴重(註3),都忙於找解決方案,我提出勤工儉學,高層支持,還大肆宣傳,特別在共青團,為日後發展埋下伏線。

我為中信定下兩個條件以示認真,不是政治走過場。首先是拿正式工資,而不是實習補助:正規上班,雙方都有利。

其次有關秘級材料(註4):有需要的「秘密級」材料,都要提供;更高密級則按需酌情提供。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單位(挺荒謬卻用得着),理論上同學都通過審查,連中信內可愛的反對派也無輒。

為避嫌,我不直接領導也不過問他們的工作,但願這經驗有利他們日後發展。

(左起)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羅豪才、龔祥瑞、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王建平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龔祥瑞教授家後花園合影。(網絡圖片)
黃賢(中排左三)、李克強(中排左一)與同學郊遊合照。(作者提供)

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

北大講課,務虛外(註5),就是引導同學們思考,如何從經濟角度全新設計一部較合理的公司法,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協調現代社會你我他多方持份者的不同利益。

課程過半,同學們都該入題,初步掌握公司法和立法的思路,即着手翻譯美國的《美國標準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由助教沈四寶牽頭,組織幾位同學參與,包括李克強;這或許是他第一次涉足翻譯出版。

北京大學第二院內景。(Wikimedia Commons)

今天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學行政大樓凱原樓。(北京大學圖片)

然而連出版如此技術性的事務,也會節外生枝,既要打破壟斷,又要創新挨罵。計劃經濟下,出版社出書,是全國統一徵訂包底,但對公司法銷路存疑,難下決心。北大出版社夠膽識,決定自負盈虧,通過各不正式途徑徵訂,成績斐然。

另一難題是要包括原著的詞匯索引,才能充分發揮作用。結果法律譯文106頁,經摘錄的索引43頁,被外行説是在騙稿費!其實非小説類書籍,沒有索引,難找具體内容,功能大減。中文書籍要提高影響力,日後必須編索引,那怕放在網上。

索引的另類作用是打仗。我教公司法、股份制,講法制、法治,首先要摒除政治掛帥、極左思維,難免有好事者打小報告,幸而都轉告我,方便反擊打語錄戰(註6):我有蘇聯剛出版的列寧索引英語版,絕殺60年代的中文版,所以課上偶爾會出格冒出列寧語錄。

整理索引,可看到李克強的悟性:他立即明白翻譯法律必須用語統一,要設計編譯手段,既省時又可避免不一致。不知他日後翻譯其他書籍時有沒有用上。

還有一個遺憾,書中沒有列出同學的名字。

《美國標準公司法》一書內頁及初稿。(作者供圖)

八卦匯集

難免要八卦一下,回應多年來別人問我但不得其解的疑問:

其一是李克強的為人、性格。我課外和同學們郊遊、打橋牌、開派對、吃飯聊天;還要在大庭廣眾教跳 disco、提供所謂「靡靡之音」的錄音帶……畢竟年紀相近,個別同學還抱妻携兒,年紀比我大,沒有代溝。在這些活動中觀察到,李克強穩重但不失生猛、觀察細緻、悟性高。

黃賢(後排中立者)與同學打成一片。(作者提供)

一次開派對,可看出他觀察細緻。當年物質匱乏,啤酒難買,白酒尤甚。我買無限額,準備每位同學啤酒一瓶、白酒二兩,滿以為足夠。他看完清單,能道出班上同學的酒量,特別是在東北蹲點過的,更猜到當天必定放開豪飲云云。結果加倍也不夠,要臨時開倉補給。據聞有人兩斤下肚臉不改容;我也學會喝酒男不與女鬥,體驗《禮記》的「斅學半」。

悟性方面,翻譯時已覺察到,再就是探討通貨膨脹:百姓都能感受到,官方卻不承認。沒有數據情況下如何量化通脹成了難題。我是隔周去同一國營餐廳吃同樣一份餃子,因不准加價,菜肉餡不僅縮小,還成素食。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當時尚未發行高面值紙幣,只要不定期把一批10元現鈔,按新舊程度分類看分布的變化,即可間接測出通脹。這種用proxy(替代方法),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李克強在學生時期,已懂得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看中國經濟。圖示(左起)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陶景洲畢業前在北大南門合影。(網絡圖片)

其二是李克強有沒有想出國?有,但幸好沒有成事。

出國留學成風氣。法律界申請出國留學或實習,對方往往徵求我意見並請我推薦人選,我也盡力從旁協助。

有一天,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鄭重約我吃飯,成了奇遇(註7)。平常和他隨便敞開來談,但當天他卻又體制又認識在兜圈子,我要不耐煩問他究竟想講什麼。原來是在暗示我不要介入李克強這方面的事。道理很遺憾:他判斷,當時政治意識較落後,出國學成歸來,了不起只能當專業權威,但被定性為是半個外人。內外有別,前途有限。

我知道當年有關部門已着手籌備,後來稱之為「第三梯隊」的接班人選,輪番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當局已在構思第四、五梯隊。設想繼續依此五湖四海甄選人才,中國是可能持續發展的。

他大概已説服李克強留校進修並當學生幹部,只是擔心我好心攪局。

圖為1984年5月4日,五四運動65周年,共青團中央負責人探望革命前輩。 左二起:胡錦濤、李克強、王兆國。(網絡圖片)
1985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派共青團訪日成員,團長是42歲的胡錦濤,副團長是29歲的李克強(左一)。(網絡圖片)

其三,李克強有沒有受我的的案件影響?難免有,很遺憾。

1982年1月我秘密被捕,11月意外被北大曝光,正好趕上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李克強間接受影響,也因政治風向在變,他的敢言風格,或許還過度生猛,導致落選團中央。因為負責共青團的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行使其任命權才有驚無險,順利步入仕途。

1995年我因緣際遇認識王照華。我在深圳大學主持《中華大典》工作,他是去看望深圳大學前校長羅徵啓(註8)。共同興趣很多,熟絡後,他斷斷續續講述當年情況。這雖是一手資料,但具體細節,一如其他細節,有待日後披露。

李克強仕途順利,圖示2007年10月,他(右)時任遼寧省委書記,出席中共第17次代表大會閉幕式。(亞新社)

其四,有沒有走後門?兩次,雙向,打和,都涉香港。

90年代我返港和偉易達集團合作。偉易達時為內地出口大戶,我向負責國民經濟的國家計經委主任呂東提起,他居然不知其存在,後經調查,發覺上報制度有問題,認為要好好宣傳一下,遂在京舉辦一次大規模產品介紹會。

安排算全面,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日後的副總理都有參加,朱鎔基賞面參加晚宴,唯獨沒有共青團,而偉易達卻是全球最大兒童教育玩具生產商之一,更顯遺憾。只好走後門,輾轉告知李克強;團中央有關負責人就出現了。

2011年,李克強榮升總理前訪港,賀港大百年校慶,喜事卻成公關災難:港大安排屢屢出錯、警方多次過度執法,破壞了他的親民形象。尤其是「龍椅」的安排,是不適當的場合、不恰當的安排,更令人氣憤。涉港事務,高層對這些低層的低層次錯誤,一般只好無奈啞忍,因出面處理,往往只會招來二度傷害。

但有輿論暗示,龍椅安排、要一批官員坐台上是按高層要求,有卸責之嫌,他遂輾轉告知我。我因不止一次處理這類棘手問題,知道只須把信息傳給港大校務委員會成立的檢討小組,用替代方式(proxy),從供應鏈查起。據聞檢討因而延長了兩周,最後判定龍椅安排完全是校方決定,喧賓奪主並不恰當,與北京無關。

兩起都應算「後門」,是否也不失為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往?

2011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因為保安和座位安排而帶出不少爭議。(亞新社)
2011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期間,與國學大師饒宗頤會面。(亞新社)
副總理李克強與港大學生對話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我在北大最後一課,結束語套用孫中山的名言:「經濟規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如長江黃河東流,有時悲若李後主的「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或更悲若秦觀的「便作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但都知道,斷不會倒流。

總理,走好!

2023年12月21日
於雲陽有事居

註:

  1. 出自《論語·先進》。
  2. 出自《禮記·奔喪》,傳統喪期為七七四十九天;最後是尾七。
  3. 當年為了面子不承認有失業,改稱待業,自欺不欺人。現在進步了,承認年輕人失業超過兩成。
  4. 濫定秘級是風土病,連北京市區地圖也要保密;反面教材之一,是把磚頭生產量定為絕密(歪理是可推斷人口數字,雖然人口數據已定期報給聯合國)。為破這迷思,曾經鬧到中南海。香港近來也沾上此陋習,伺機另文討論。
  5. 內地政治術語,即「講耶穌」,繞着講政治。
  6. 當時沒有公司法,更沒有教材,我匯編的資料,除摘錄國外有關法律條文,還大量引用Calebresi、Coase、Weber、Schelling 等作者,以開拓視野。
  7. 韓天石當北大學生會主席,組織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我早就認識。到北大後,還找他求救,因當時北大校長想辭退所有工農兵學員,但我不同項目身邊都有優秀者,所以反對一刀切。一二九運動時,他的創舉是抬棺材遊行示威。香港好事者反對抬棺材道具遊行,認為不成體統,有必要惡補黨史。
  8. 王照華除了負責共青團,還參與籌建第三梯隊。羅徵啓則是第一批被選中,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班長,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但因反對中央領導違規安排兒子出國,仕途受阻,到深圳成立深圳大學,當校長、書記。六四後被「雙開」,但仍被敬重。王照華去看望他,毫不避忌。我是所謂「假釋」後應羅之邀,任深大名譽教授並主持《中華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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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物細無聲 · 拔萃當年 (2020.12.09)

應拔萃前校長張灼祥之邀,接受采訪,暢談Lowcock校長教諭之道。一個甲子歷練後回顧,其治校哲學不僅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我有幸終生受益。

My recollection of snippets of Lowcock, and behind the scene happenings at DBS in the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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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摘自張灼祥《五十年 · 細説拔萃從前》
  • 歷史的偶然
  • 學生以外的職份
  • 敢於求變
  • 獄中的生存之道
  • 薪火相傳

拔萃精神薪火相傳

拔萃校友黃賢應筆者之邀,接受採訪,暢談Lowcock校長教諭之道。一個甲子歷練後回顧,其治校哲學不僅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令他終生受益。

張灼祥 作者: 張灼祥

 2020-12-20 圖片:作者提供

黃賢:潤物細無聲

黃賢(左)與Mr. Lowcock:慶祝成立Lowcock House。

黃賢(左)與Mr. Lowcock:慶祝成立Lowcock House。

去年11月初,約黃賢訪談,他爽快答應。但是因為社會運動,交通不便,訪談一再延期,直至11月尾才有機會見面。黃賢約我到灣仔一間會所餐廳,那裏環境寧靜,可眺望維多利亞港和香港摩天輪。訪談前,我先為會面延期致歉,穿着恤衫西褲的黃賢從容地說:「不要緊!」侍應端來一壺濃普洱,正要為黃賢斟茶,他說:「先放着。」聽黃賢細說經歷後,我更加明白茶葉和人生,也是要慢慢浸泡,才會飄香。

歷史的偶然

黃賢在1956年入讀拔萃小學,他形容報讀小拔,是「歷史的神奇故事」。「家人的朋友和我的契爺全都是讀喇沙的。小時候,媽媽帶我和哥哥到九龍塘的公園玩,有個外國女人在吃三文治,她跟媽媽說你的小孩要讀書了,並叫我們試試報讀小拔萃,我和哥哥就去考小拔。」 而拔萃舊生的身份曾經引來笑話,「契爺生前是喇沙最早、期的校友之一,他的追悼會要籌款給喇沙基金會,我就捐不出手了,大家都笑我。」黃賢哈哈地笑,說「歷史有很多偶然」。

而黃賢與校長Mr. Lowcock的相遇,也是特別的偶然。黃賢小四時,爸爸逝世,媽媽做記者,工作很忙,經常不在家。1961年,他到男拔升讀五年級,就和哥哥在男拔寄宿。在開學前的星期六早上, 喜歡跑步的黃賢,第一次來到男拔的校園,看到偌大的操場,就在那裏跑步,然後在榕樹下休息。那時,Mr. Lowcock走來,為他把脈,叫他繼續跑。「當時我覺得很奇怪,他把脈後就走了。那時自己很矮,覺得他很高。」兩天後開學,黃賢才知道原來這名奇怪的男士,正是新上任的校長。

Mr. Lowcock的標記,是唇上的胡鬚和飽滿的下巴,他因而有 「蝦餃佬」的花名。「他也知道這花名,當然我們不會在他面前叫,只是閒談時,被他聽見了。」而同學之間,也是以花名相稱。「在拔萃,花名可能比名字還重要。很多同學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只是叫花名。」

黃賢在男拔寄宿九年,「由五年級至Upper Six都住在學校,幾乎沒有人打破這紀錄」。他參加跑步、唱歌、話劇等多項課外活動,漸漸跟Mr. Lowcock相熟,後來更有機會到訪Mr. Lowcock的家。「我班放學後舉辦讀書會,但沒有地方,就到Lowcock家。他的家是開放的,可以隨時出入,看書,聽唱片。」不過,Mr. Lowcock不會參與讀書會,「他的特色是無必要時,不會參與,讓我們自己發揮,我們做不來,有時他會來執手尾,自主是他的管治方式。」

學生以外的職份

黃賢最欣賞Mr. Lowcock信任學生。他讀Upper Six時,一位老師未能到校任教,Mr. Lowcock邀請修讀理科的他,教中四的歷史和Lower Six的經濟,他教了一個學期,才找到老師 。他呷一口茶,謙稱成績不算很優異:「我未考過第一,但歷史科成績挺好,教經濟是因為中四做過生意。」

黃賢和Mr Lowcock:擔任計時員。

黃賢和Mr Lowcock:擔任計時員。

黃賢曾與同學營運學校餐廳,「1967年,承包學校餐廳的伙頭『打斧頭』,食物愈來愈差,寄宿生罷食一星期,校長查清楚後,立即解僱他。Lowcock決定由罷食學生營運廚房,照顧近百名寄宿生的一日四餐,以及幾百名走讀生的午飯。我們由入貨、煮飯,訂菜單,全都一手包辦。起初覺得很有趣,還請法國老師做顧問,捱了兩個月,大家都累得不得了!」Mr. Lowcock肯定學生的努力,在交給校董的報告,也提到學生營運餐廳的來龍去脈。

作為Boarders’ Prefect,黃賢還有特別的任務。「67 年左派暴動, 有人四處放炸彈,我們Boarders’ Prefect要半夜起床,巡視學校每一個角落,看看有沒有炸彈。」男拔的操場底下以前是日軍的軍火庫, 曾經發生炸彈爆炸,一座山崩了一角,還導致傷亡,所以 Boarders’ Prefect 檢查時格外認真。

Mr. Lowcock擔心暑假時學生在街上流連,會被炸彈所傷,決定開放校園,讓全校學生回校玩樂。黃賢擔心小食部未能應付需求,由於他有營運餐廳的經驗,Mr. Lowcock容讓他與十幾個寄宿生經營小食部。剛巧學校免費借場地給邵氏拍青春片,電視台也按照黃賢畫的設計圖,幫學校訂做吧枱。

在饍食方面,黃賢和同學新增熱狗等菜式,「我們要自己買材料,訂貨取折扣。Lowcock叫我穿校服,打領呔,去嘉頓(食品公司)見總經理,他很認真地問我要訂多少麵包,我說一星期大概兩包(一包六個)。」黃賢舉起兩隻手指,笑彎了腰。「當時沒有經驗,不知巿場反應如何,擔心賣不完。但總經理請公司的律師為兩包麵包制訂合同,雙方都要簽名,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黃賢和我都忍不住笑。「當然那份合同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因為我未成年。 但我了解到法律程序,知道整個流程是這樣的。」原來這位總經理是男拔的校友,特意花時間讓師弟見識大場面。

不過,後來黃賢卻被送麵包的小子責罵了一頓,「他罵我向總經理訂貨,令他沒有佣金,他說平時即使訂幾千打,也不能見上層的總經理。我了解到社會是層層都要照顧到的。」後來,黃賢直接向送麵包的小子訂貨。「小食部營運了兩個月,賺了20多元,我們把錢送給打雜的職工。沒有人能賺錢,學校還蝕了燈油火蠟。但社會作用很大,很多人回校,生意很好,很開心!後來68年的暑假, 我們再做一次。」營運學校餐廳和小食部的經驗,有助黃賢在 1975年於Baker & McKenzie當實習律師時,處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宗的破產案(和記破產案),「因為同樣要處理cash flow,做stock take和計數。」黃賢笑言經營小食部和餐廳要計算同學偷吃了多少食物, 但是他沒有追究,他強調「又要認真,又要講人情」。

Mr lowcock與拔萃校友。

Mr lowcock與拔萃校友。

黃賢說:「拔萃的成功是多元化,校長在一定的空間內,會任由學生發揮。」

敢於求變

校徽的改變是一大變革,「1969年,我讀Lower Six,學校慶祝一百周年,Upper Six那班決定改變校徽。以前的校徽是刺繡的,很貴,差不多等於一個月的學費。男仔一打架,撞一撞,鐵絲就突出來,珠又掉下來。我哥哥是Senior Prefect,他和Second Prefect將繁複的設計變得簡單,用化纖織校徽,價錢大約便宜八成。」他們做了三個大小和顏色深淺不同的校徽,黃賢建議由全校的老師、學生和職工投票,大家都很開心,他笑言這是「香港第一次普選」。

黃賢積極組織各項活動,獲Mr Lowcock選為Boarders’ Senior Prefect,他隨即向校長提倡改革,例如縮短午饍時間,讓學生提早放學。他強調:「關鍵是要給學生決定,而全校職工都可以投票。」 另外,校方一向禁止學生攜帶象徵身份階級的物品,例如手錶、戒指和收音機等,亦禁止看漫畫和武俠小說,黃賢提議要因時制宜,作出解禁,「到 1969,收音機已經不是階級的象徵,要解禁。武俠小說如臥龍生的《仙鶴神針》、Peanuts漫畫,都要解禁。」他認為最大的變革,是在洗手間增設厠紙,因為「這不單是解禁,而是校方須要付錢」,雖然學校當時經濟不太好,但Mr Lowcock知道學生的需求很大,先後在宿舍和學校的洗手間增設厠紙。

黃賢在爭取訴求的過程中,也曾觸怒Mr Lowcock,但他強調 「最重要是敢說應說的話」,「只要有道理,校長都會接受」。若然學生犯錯,也要接受懲罰。「學校最高的懲罰是打藤(caning),體罰在拔萃是身份象徵,你未被體罰過,代表你未挑戰過規定,或者未冒過險,我們以打藤為榮!」黃賢坦言也曾被校長打藤,「但已忘了因為什麼事,反正只是身份象徵。」他認為體罰也有「洗底」 的意義,「即使你犯了最大的錯,打藤後,學校就不會有紀錄。學校不想同學怕檔案被『畫花』,就太過謹小慎微,什麼都不敢做。」

拔萃的教育,擴闊了黃賢的眼界,亦培養了他敢作敢為的作風,令他在哈佛大學的面試中,脫穎而出。「當年美國有名的教授來香港面試,美國官方支持的教育機構、官員和教授一排人坐著面試, 與見嘉頓的總經理差不多。」以往的經驗,令黃賢面對大場面也毫不怯場。他在面試時,敢於指正教授的話,令他成為當年唯一一位獲哈佛大學取錄的香港學生,並獲得全額獎學金。

黃賢在哈佛大學修讀生物工程,研究分子遺傳,也修讀歷史。「我每天要花20小時在實驗室,當時保釣運動開始,我面對人生的抉擇:我應該留在實驗室,還是街頭?最後我放棄生物,選擇街頭,主修歷史。」

1970年,他參與保衛釣魚臺運動,1972年以保釣第一團的成員身份,回國參觀。畢業後,他修讀法律,成為博士(Juris Doctor)。1978年,黃賢應邀到北京外貿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並兼任多個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

「拔萃有個特色,就是要幫助弱者。當時北京處於文革後期,開明了一點,不過是弱者。1978年,北京準備開放,我就去幫助它。」黃賢一心幫助中國,卻在1982年,被控間諜罪,囚禁在秦城監獄。問他有沒有感到被背叛,他說: 「如果單獨看這件事,就會這樣想。但如果你看整段歷史,就明白不是這樣發生才奇怪。知道歷史是怎樣發展,加上拔萃的訓練,就要想想如何打這場仗,運籌囹圄。」

黃賢、Mr Lowcock與Rahman:在拔萃的訓練,讓同學無懼人生挑戰。

黃賢、Mr Lowcock與Rahman:在拔萃的訓練,讓同學無懼人生挑戰。

獄中的生存之道

拔萃的教育,培養了黃賢抗逆的能力,他說:「拔萃是天掉下來都當沒事的」。他知道與獄吏對抗,只會有反效果,想起為嘉頓送麵包的小子,記起要與每一層的人混熟,於是坐牢後第一件事,就是與看守的士兵聊天。「他們只是十幾歲的小朋友,兩個小時輪一班,悶極了。我就與他們聊天,問他們住在哪裏,家鄉在哪。他們上班前,路過果園會偷水果給我,吃飯時又多拿些餸菜給我,他們說:『寧願扣江青的餸,都要多拿一些給你。』傳聞江青的胸部和臀部是假的,我就問男兵,男兵就哄女兵說出真相,然後有一天,一群男兵走過來說:『真的!真的!』」黃賢就這樣建立了獄中友誼。

黃賢提到《魯賓遜漂流記》,說落難首先要做盤點,「盤點自己的優勢:誰會幫我?誰會害我?誰會怎樣幫我?誰會怎樣害我?分析過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應該會贏的。」黃賢雖然被困,但仍然樂觀,還笑說:「在中國單獨被困,是身份的象徵。」

黃賢被困在400呎的牢房,無法接觸外界的訊息,只能看人民日報,監獄圖書館的科學書和幾本古代小說。但是他仍有方法分析形勢,「我會觀察審問我的人的反應和語氣,知道他在想什麼,再調整方案。」他仍本著拔萃精神,據理力爭,「我發現隔壁的張春橋有書枱,我就投訴,過兩天就有書枱給我了。」

從前在拔萃談判的經歷,有助黃賢與中國政府談判。「拔萃100周年,要請港督來參觀,我堅持拔萃的傳統,見先生後,就見學生,而不是只見先生就離開。我與港督府的副官談判,討論港督來時的儀式,堅持他要見學生。最後港督先在學校正門,與Lowcock和先生談十分鐘,然後走到新翼,我向他介紹prefects。」

即使面對強權,黃賢仍無畏無懼。基於國際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宣佈黃賢假釋,但他不接受。「我說:『我不要,我要你認錯。』,令鄧小平很愕然。假釋是要開庭的,他們突然把我由監獄綁架出來,叫我簽紙,我就寫『文責不負』。我反對,我要上訴。」 他深知這樣假釋是非法的,「假釋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認罪,第二是要服刑滿一半。但我未夠一半,更加不會認罪。」他托一托眼鏡, 說:「我是教法律的,這些不合法的事,我不會做。如果我接受假釋,即是間接認罪,那麼我的學生、曾經與我一起辦事的官員都會受影響。」

黃賢為免連累他人,不願接受假釋,而在1989年,幫他翻案的人,正是他曾經幫過的人。「江澤民年青起家時,我曾經受汪道涵所托,幫他處理一些很複雜而又很政治化的投資項目(第一個工業合資項目,外資是香港怡和牽頭的迅達電梯)。後來他做了總書記,很多領導都認為是時候解決這件事。」雖然黃賢的冤案獲平反,但他等到 1992年,才決定回港。

薪火相傳

黃賢回港後,就去Mr Lowcock的家,他們天南地北,什麼都談,但沒有提到這次冤獄,Mr Lowcock也沒有提到他在黃賢被囚時,給鄧小平寫過一封求情信。「很多同學追問Lowcock如何營救我,他說會寫信給鄧小平。」在Mr Lowcock回覆同學的傳真,還寫了「I am doing all I can.」他在信中讚揚黃賢的才幹,情詞懇切地肯定他對中國的忠心,希望鄧小平會重審他的案件。後來,黃賢才從張灼祥校長口中得知 Mr Lowcock寫過這封信。「Lowcock就是這樣,幫助人不會講,沒有人知道他幫過多少人。曾經有同學買不起棺材,他就叫senior的同學籌款。」難怪黃賢形容Mr Lowcock「潤物細無聲」。

Mr Lowcock從他的導師(Mentor)Bishop Hall身上,學會包容和幫助別人,黃賢又受到Mr Lowcock影響。「香港社會變革時,要成立很多學校給難民的子女,Bishop Hall籌辦,請Lowcock幫忙,他成為很多學校的校監。聖公會取得土地建學校,很多拔萃的老師都幫忙教學和設計課程。幫助弱者是拔萃的傳統,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後來拔萃轉直資,為免拔萃變成貴族學校,黃賢向Mr Lowcock提議成立S J Lowcock Foundation,資助家庭背景欠佳的學生。後來他發現學生不需要資助,就用來資助到海外升學的尖子。近年,黃賢亦組織拔萃的師弟,為新移民學童補習英文。

對黃賢來說,Mr Lowcock的死,是很大的遺憾。「2011年Lowcock生日,我約他過年後帶一本書給他,以及打算告訴他Foundation的籌款結果:一個很喜歡Lowcock的校友用100萬,投標了他的酒。誰知,過年時他已經昏迷送院。」餘暉的金光斜照在黃賢身上。他形容失去Lowcock是很大的損失:「他永遠是很穩定的力量,佔中時,我也要翻出他當年六七暴動寫的觀點。他看事情的眼光,至今仍然適用,就是不分你我,不要推卸責任,當權者要 承認暴動是制度製造出來的。」【注1】

(左起)Patrick、Bo Yee、Mr Lowcock、黃賢、Stephen、Desmond。

(左起)Patrick、Bo Yee、Mr Lowcock、黃賢、Stephen、Desmond。

黃賢曾撰寫文章Thank you Jimmy【注2】, 提到從Mr Lowcock身上,學習了積極的人生觀,發展了內在的力量,去打漂亮的仗。即使談到被囚的生活,黃賢依然在笑。在這次訪談中,他只皺過一次眉,就是在苦思與Mr Lowcock有多少張合照的時候。「我不喜歡拍照,他也不喜歡拍照,讀拔萃時拍的照片很少,只有一張,不過只拍到我的背影。」黃賢笑說。

夕陽西下,維多利亞港的船隻慢慢靠岸,岸上的摩天輪開始緩緩轉動。Mr Lowcock的教導,指引黃賢度過人生的高低起跌。Mr Lowcock雖然別去,但黃賢說:「我們拔萃人不需要時常見面。」

一切長存心中。

〈黃賢:潤物細無聲〉(二之一)

〈黃賢:潤物細無聲〉(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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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S at 150 (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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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DBS during construction 1926 09

M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celebrate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Hong Kong is again amidst turbulent and divisive times. But we have seen worse, yet came through more resilient and ready to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to do our part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as a whole.

We are fortunate that wisdom and compassion have always underpinned our education whilst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made us strong, the better to serve and lead this community of ours.


Full text:

DBS at 150

Congratulations to DBS on our 150th Anniversary.

This is a fitting time to look back in gratitude, to give thanks to God and men for making this great institution what we are today.

DB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formative years, and even now, nearly six decades on, is still a focus in our social life. This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ength of the DBS spirit.

We pray that DBS will, in the years to come, continue to be a home and refuge for thos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part of this happy family.

This is also a fitting time to look forward.

We are one of the oldest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but never forget that we are also one of the oldest in all of China.

In this dual capacity, DBS is blessed to have played a not insignificant role not on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but also in China’s search for a national narrative.

We are confident that young men will continue to join DBS to gain in wisdom and compassion, and depart, as upright gentlemen, ready, each in their own way, to serve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kind.

Hanson Y Huang ‘68
Senior Prefect
Boarders’ Senior Prefect
Arthur House Cap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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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S at 145 (2014.11)

dbs-during-construction-19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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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text: DBS at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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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celebrate the 14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during a rather difficult time.

“Inasmuch as we in HK have tolerated an essentially unjust society and benefited from it, we must share in the guilt of any crime and violence that come out of it.”

“In one sense no democratic society can survive unless all of its members are prepared when necessary to make trouble for those in authority – and by this I mean all of us who have any authority at all. We have to be kept on our toes.”

Full Text

November, 2014

I like to talk, at great lengths, about matters I know well, or not.

But during these difficult times when we are a family divided, the father divided against the son, and the son against the father, and brother turned against brother, I cannot but look back and echo a voice of calm for guidance and proper bearing.

After the 1967 leftist riots when HK society was even more divided than today,  Jimmy Lowcock, even as he condemned the violence, kept his usual equanimity.

In his Headmaster’s Report for Speech Day, he departed from the printed text and added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Inasmuch as we in HK have tolerated an essentially unjust society and benefitted from it, we must share in the guilt of any crime and violence that come out of it.”

He then returned to the text and gave the following prescription:

“In one sense no democratic society can survive unless all of its members are prepared when necessary to make trouble for those in authority – and by this I mean all of us who have any authority at all. We have to be kept on our toes.”

That became the impetus for a series of reforms at school; it was as natural as if it were part of our genes.

145 years ago, DBS was founded to heal the wounds of an essentially unjust society. We are all beneficiaries of that largesse; it behooves us to continue that tradition, to serve and to lead this family of ours.

HK today is no longer essentially unjust, and we have been spared the worst.  But there are serious inequities. We, the haves and have-nots, the enfranchised and disenfranchised, all deserve better. We need to work out a new narrative for our common future. After all, we are family.

Hanson Y Huang ‘68

Senior Prefect
Boarders’ Senior Prefect
Arthur House Cap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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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SJ Lowcock,  Headmaster’s Speech, Speech Day,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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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bed by Dan Tam at: https://medium.com/@dantam/thoughts-on-1967-riots-headmaster-lowcock-65e7ba16e930

~ “Wood Rock Cloud Water” 木石雲水 – speech at dedication of water feature at DB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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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Wood Rock Cloud Water

Remarks by Hanson Y Huang ’68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Rock and Water Feature at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Primary Division

(Hong Kong, 3 February 2008)

The rock and the water feature that we dedicate today origina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BS Primary Division.

A large well-formed rock was excavated during site formation and Martin Tam ‘63, the project manager, proposed that it be saved. To memorialize this rock, which embodies the current surge of building for the future, I offered a couplet:  建校有賴木石,治學若修雲水 (“Building a school depends on the permanence of wood and rocks; educating our students is as ethereal as shaping clouds and water.”)  “木石雲水” (“wood  rock  cloud water”) is now a motto for the school.

By happenstance, Richard Leung ‘71, planned to donate a memorial to honor his late mother,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him to attend DBS.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dividuals, Y.W. Fung ‘55, Thomas Chow ‘75, as well as staff members and senior boys was thus formed to choose a design that would capture the DBS spirit using the four elements of the motto.

The final selection achieves that goal while paying tribute to the two sources of strength  that underlie all of DBS’ endeavours since our founding, namely, the Chinese and Anglican traditions.

The water feature is a square pool, with inward-inclining sides of dark-green stone, imparting a sense of serene stability. Curved wood insets immersed at each corner describe a virtual sphere in space. This captures the ancient Chinese belief in 天圓地方 (“heaven is spherical; earth square”). The wood insets also incorporate by reference a cross, an acknowledgment of our Anglican roots. Gleaming in the sun are the motto and dedication inlaid o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of the pool, while the gently undulating water playfully mirrors trees in the surroundings and the clouds above.

The rock itself is left in place, unadorned and with no pedestal, a blank template pregnant with possibility, quite symbolic of the immense potential of education.

The primary boys, with an abundance of creativity befitting DBS kids, graced the rock with a free-form mosaic that bursts forth from its base in a blaze of blue. The motif is, appropriately, the Genesis story, and, not coincidentally, the Chinese creation myth of 盤古開天地 (Pan’gu parsing heaven and earth).

I urge all alumni and friends to come and visit: this is an oasis of tranquility set amongst the rush and excitement of school life. Caress the rock: despite its solid appearance, it is actually quite tactile and warm in the afternoon sun. Kick it, as many of our boys certainly will, to vent frustrations or simply for kicks. Even spray graffiti, if you must; just be original. Then look around and relish the thought that the rock has been with us ever since Featherstone moved the school to our present site 80 years ago.

The rock will stand proudly for a long while yet, as will 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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