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生李克强 (2023.12.21)~

好學生李克强

李克強的悟性，在他翻譯時，作者已覺察到。再來，就是探討通貨膨脹，懂得在沒有數據情況下，以替代方法量化通脹，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灼見名家》連接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灼見名家製圖）

熟人去世，必定翻起往憶，難免傷神。耄耋長者作古，勉強可説是一種解脫，聊以慰藉。但深孚眾望卻盛年猝逝，緬懷之餘則只能譴責蒼天有眼無珠、妒英才，都要喊出：「噫！天喪予！天喪予！」（註1）。

寫悼文，也要沉澱一下，等過了尾七，北面而踴，止喪相送。（註2）

1980至81年。我有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講授國際投資法，學生來自77、78年級，李克強是77級的班代表。

不妨回顧一下和他的交往，但難免更多講述時代背景，讀起來或許像流水賬，卻是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也要八卦一下。

黃賢在北大任教期間攝於天津。（作者提供）

高考77級的使命

77級是文化大革命荒廢10年後，恢復高考的第一代，濃縮了10年的人才，是精英，是少林寺，前途無量。但也要記住，是文革時期長大的最後一代，承前啟後，背負歷史，是時代革命的見證人，是改革開放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有責任、有義務警惕倒退、復古。

1977年的高考考場。（共產黨員網圖片）

1978年三中全會前，筆者獲邀到北京，向各政府部門提供法律諮詢。當時內地幾乎沒有法律人才，工作應接不暇，遂提出兼任教學，建立團隊。首先在外貿學院帶研究生，能早日投入工作，繼而到北大帶本科生，各部委也安排涉外人員到北大聽課，100多人，好不熱鬧。

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襟章。（作者供圖）

課程細節兹不贅，是邊講課邊立法，猶若創世紀。指導思想不外幾點：尊重經濟規律、擺脫小農意識、吸取中外經驗、摒棄二元思維、重視定量分析。這些都是發展現代經濟、建立法治體系的基本要素；但願有利同學們日後事業。

課外則秉承我在香港男拔萃上學各階段的經驗，每每得益於老師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能開拓視野，早日見識社會；由是想到為同學們做出同樣安排。

黃賢是香港拔萃男書院舊生，上學時老師會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開拓同學視野。（灼見名家圖片）

同學合照，李克強站在第三行左三，作者站在前排左七。（作者提供）

黃賢（後排右二）與李克強（後排右一）與一眾同學在天津合照。（作者提供）

在中信勤工儉學

我兼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律顧問，安排學生到中信勤工儉學不成問題。學校遂指派李克強組織幾位同學去上班；這應是他們第一次正式吃皇糧。

勤工儉學既讓同學早些接觸日後的業務，也為解決當時失業問題提供多一個手段。當年全國各階層年輕人失業嚴重（註3），都忙於找解決方案，我提出勤工儉學，高層支持，還大肆宣傳，特別在共青團，為日後發展埋下伏線。

我為中信定下兩個條件以示認真，不是政治走過場。首先是拿正式工資，而不是實習補助：正規上班，雙方都有利。

其次有關秘級材料（註4）：有需要的「秘密級」材料，都要提供；更高密級則按需酌情提供。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單位（挺荒謬卻用得着），理論上同學都通過審查，連中信內可愛的反對派也無輒。

為避嫌，我不直接領導也不過問他們的工作，但願這經驗有利他們日後發展。

（左起）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羅豪才、龔祥瑞、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王建平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龔祥瑞教授家後花園合影。（網絡圖片）

黃賢（中排左三）、李克強（中排左一）與同學郊遊合照。（作者提供）

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

北大講課，務虛外（註5），就是引導同學們思考，如何從經濟角度全新設計一部較合理的公司法，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協調現代社會你我他多方持份者的不同利益。

課程過半，同學們都該入題，初步掌握公司法和立法的思路，即着手翻譯美國的《美國標準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由助教沈四寶牽頭，組織幾位同學參與，包括李克強；這或許是他第一次涉足翻譯出版。

北京大學第二院內景。（Wikimedia Commons）

今天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學行政大樓凱原樓。（北京大學圖片）

然而連出版如此技術性的事務，也會節外生枝，既要打破壟斷，又要創新挨罵。計劃經濟下，出版社出書，是全國統一徵訂包底，但對公司法銷路存疑，難下決心。北大出版社夠膽識，決定自負盈虧，通過各不正式途徑徵訂，成績斐然。

另一難題是要包括原著的詞匯索引，才能充分發揮作用。結果法律譯文106頁，經摘錄的索引43頁，被外行説是在騙稿費！其實非小説類書籍，沒有索引，難找具體内容，功能大減。中文書籍要提高影響力，日後必須編索引，那怕放在網上。

索引的另類作用是打仗。我教公司法、股份制，講法制、法治，首先要摒除政治掛帥、極左思維，難免有好事者打小報告，幸而都轉告我，方便反擊打語錄戰（註6）：我有蘇聯剛出版的列寧索引英語版，絕殺60年代的中文版，所以課上偶爾會出格冒出列寧語錄。

整理索引，可看到李克強的悟性：他立即明白翻譯法律必須用語統一，要設計編譯手段，既省時又可避免不一致。不知他日後翻譯其他書籍時有沒有用上。

還有一個遺憾，書中沒有列出同學的名字。

《美國標準公司法》一書內頁及初稿。（作者供圖）

八卦匯集

難免要八卦一下，回應多年來別人問我但不得其解的疑問：

其一是李克強的為人、性格。我課外和同學們郊遊、打橋牌、開派對、吃飯聊天；還要在大庭廣眾教跳 disco、提供所謂「靡靡之音」的錄音帶……畢竟年紀相近，個別同學還抱妻携兒，年紀比我大，沒有代溝。在這些活動中觀察到，李克強穩重但不失生猛、觀察細緻、悟性高。

黃賢（後排中立者）與同學打成一片。（作者提供）

一次開派對，可看出他觀察細緻。當年物質匱乏，啤酒難買，白酒尤甚。我買無限額，準備每位同學啤酒一瓶、白酒二兩，滿以為足夠。他看完清單，能道出班上同學的酒量，特別是在東北蹲點過的，更猜到當天必定放開豪飲云云。結果加倍也不夠，要臨時開倉補給。據聞有人兩斤下肚臉不改容；我也學會喝酒男不與女鬥，體驗《禮記》的「斅學半」。

悟性方面，翻譯時已覺察到，再就是探討通貨膨脹：百姓都能感受到，官方卻不承認。沒有數據情況下如何量化通脹成了難題。我是隔周去同一國營餐廳吃同樣一份餃子，因不准加價，菜肉餡不僅縮小，還成素食。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當時尚未發行高面值紙幣，只要不定期把一批10元現鈔，按新舊程度分類看分布的變化，即可間接測出通脹。這種用proxy（替代方法），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李克強在學生時期，已懂得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看中國經濟。圖示（左起）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陶景洲畢業前在北大南門合影。（網絡圖片）

其二是李克強有沒有想出國？有，但幸好沒有成事。

出國留學成風氣。法律界申請出國留學或實習，對方往往徵求我意見並請我推薦人選，我也盡力從旁協助。

有一天，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鄭重約我吃飯，成了奇遇（註7）。平常和他隨便敞開來談，但當天他卻又體制又認識在兜圈子，我要不耐煩問他究竟想講什麼。原來是在暗示我不要介入李克強這方面的事。道理很遺憾：他判斷，當時政治意識較落後，出國學成歸來，了不起只能當專業權威，但被定性為是半個外人。內外有別，前途有限。

我知道當年有關部門已着手籌備，後來稱之為「第三梯隊」的接班人選，輪番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當局已在構思第四、五梯隊。設想繼續依此五湖四海甄選人才，中國是可能持續發展的。

他大概已説服李克強留校進修並當學生幹部，只是擔心我好心攪局。

圖為1984年5月4日，五四運動65周年，共青團中央負責人探望革命前輩。 左二起：胡錦濤、李克強、王兆國。（網絡圖片）

1985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派共青團訪日成員，團長是42歲的胡錦濤，副團長是29歲的李克強（左一）。（網絡圖片）

其三，李克強有沒有受我的的案件影響？難免有，很遺憾。

1982年1月我秘密被捕，11月意外被北大曝光，正好趕上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李克強間接受影響，也因政治風向在變，他的敢言風格，或許還過度生猛，導致落選團中央。因為負責共青團的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行使其任命權才有驚無險，順利步入仕途。

1995年我因緣際遇認識王照華。我在深圳大學主持《中華大典》工作，他是去看望深圳大學前校長羅徵啓（註8）。共同興趣很多，熟絡後，他斷斷續續講述當年情況。這雖是一手資料，但具體細節，一如其他細節，有待日後披露。

李克強仕途順利，圖示2007年10月，他（右）時任遼寧省委書記，出席中共第17次代表大會閉幕式。（亞新社）

其四，有沒有走後門？兩次，雙向，打和，都涉香港。

90年代我返港和偉易達集團合作。偉易達時為內地出口大戶，我向負責國民經濟的國家計經委主任呂東提起，他居然不知其存在，後經調查，發覺上報制度有問題，認為要好好宣傳一下，遂在京舉辦一次大規模產品介紹會。

安排算全面，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日後的副總理都有參加，朱鎔基賞面參加晚宴，唯獨沒有共青團，而偉易達卻是全球最大兒童教育玩具生產商之一，更顯遺憾。只好走後門，輾轉告知李克強；團中央有關負責人就出現了。

2011年，李克強榮升總理前訪港，賀港大百年校慶，喜事卻成公關災難：港大安排屢屢出錯、警方多次過度執法，破壞了他的親民形象。尤其是「龍椅」的安排，是不適當的場合、不恰當的安排，更令人氣憤。涉港事務，高層對這些低層的低層次錯誤，一般只好無奈啞忍，因出面處理，往往只會招來二度傷害。

但有輿論暗示，龍椅安排、要一批官員坐台上是按高層要求，有卸責之嫌，他遂輾轉告知我。我因不止一次處理這類棘手問題，知道只須把信息傳給港大校務委員會成立的檢討小組，用替代方式（proxy），從供應鏈查起。據聞檢討因而延長了兩周，最後判定龍椅安排完全是校方決定，喧賓奪主並不恰當，與北京無關。

兩起都應算「後門」，是否也不失為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往？

2011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因為保安和座位安排而帶出不少爭議。（亞新社）

2011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期間，與國學大師饒宗頤會面。（亞新社）

副總理李克強與港大學生對話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我在北大最後一課，結束語套用孫中山的名言：「經濟規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如長江黃河東流，有時悲若李後主的「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或更悲若秦觀的「便作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但都知道，斷不會倒流。

總理，走好！

2023年12月21日
於雲陽有事居

註：

1. 出自《論語·先進》。
   
2. 出自《禮記·奔喪》，傳統喪期為七七四十九天；最後是尾七。
   
3. 當年為了面子不承認有失業，改稱待業，自欺不欺人。現在進步了，承認年輕人失業超過兩成。
   
4. 濫定秘級是風土病，連北京市區地圖也要保密；反面教材之一，是把磚頭生產量定為絕密（歪理是可推斷人口數字，雖然人口數據已定期報給聯合國）。為破這迷思，曾經鬧到中南海。香港近來也沾上此陋習，伺機另文討論。
   
5. 內地政治術語，即「講耶穌」，繞着講政治。
   
6. 當時沒有公司法，更沒有教材，我匯編的資料，除摘錄國外有關法律條文，還大量引用Calebresi、Coase、Weber、Schelling 等作者，以開拓視野。
   
7. 韓天石當北大學生會主席，組織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我早就認識。到北大後，還找他求救，因當時北大校長想辭退所有工農兵學員，但我不同項目身邊都有優秀者，所以反對一刀切。一二九運動時，他的創舉是抬棺材遊行示威。香港好事者反對抬棺材道具遊行，認為不成體統，有必要惡補黨史。
   
8. 王照華除了負責共青團，還參與籌建第三梯隊。羅徵啓則是第一批被選中，在中央黨校學習時的班長，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但因反對中央領導違規安排兒子出國，仕途受阻，到深圳成立深圳大學，當校長、書記。六四後被「雙開」，但仍被敬重。王照華去看望他，毫不避忌。我是所謂「假釋」後應羅之邀，任深大名譽教授並主持《中華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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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這個「年輕人」(2023-02-20)

江澤民這個「年輕人」

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Menu目錄 Download下載

1985年，江澤民（中）在上海市八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灼見名家製圖）

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

1980年和他認識，事源複雜，不妨多寫兩句。89年「六四事件」後他順水推舟平反我的錯案，再度交集；而回歸前後則幾度涉及香港，包括解放軍用地和港珠澳大橋。這些交往，都極具中國特色，也幸好不涉錢權利益。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幫幫這個「年輕人」

第一次接觸江澤民，是由汪道涵撮合，要我幫幫江這個「年輕人」，而最後正如汪所設計，江和我一起審查第一家中外工業合資企業^（註一）。

1978年12月共產黨第11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改革、開放」，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這是歷史轉折，即古書一再所言的中興，挽救了瀕臨破產的國度，賴此得以延命。此前我被邀請當顧問，遂離開Baker & McKenzie法律事務所，投入內地的政治漩渦。

極左當道經年，必須追補落後：不改革，開放不能持久；不開放，只會回到死路。開放、改革的目的，既是要以各種方式引進外資，技術，但更重要的是要引進現代管理、管治經驗。

1979年7月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合資談判頓成時髦，儘管當時尚未有公司法，連會計制度也在爭議，必須邊談判邊創造。較早草簽協議的一項是迅達電梯，由一機部下屬的電梯廠和瑞士迅達電梯公司夥同香港怡和集團簽署^（註二）。

問題是內地缺乏經驗，更缺乏有關專業人員，早期的項目問題都不少。更嚴重的是各種歪理當道，加上政治生態、人事問題，耗時費事。我1979年初就介入吉普車合資談判，項目看多了，要前瞻後顧，已習以為常^（註三）。

迅達電梯問題特別多，但居然沒有公開的異議聲音，恐怕只有我通過不同平台講解其缺陷，捅了馬蜂窩，高層不得不面對，要找官方「醜人」揹黑鍋。汪道涵深諳政治操作，推薦其門生江澤民，要我幫幫這個「年輕人」，以險棋奇招取勝。

江澤民其後獲成為鄧小平接班人。（亞新社）

3個深層次問題 交織難辨 傳承不息

該項目的具體法律、經濟問題不便談，但概括而論，問題分三大類，涉及知識、意識形態和人事。

知識問題難免，畢竟封閉多年，脫節落後不足為奇，只要認真虛心學習，給以時日必定能彌補，不為過。擔心的是，一方面封閉鎖國是文化風土病，不乏辯護士，定期鬧出歪理支持閉關鎖國，周而復始；另一方面，一如各變革年代，必定冒出一票子政治投機分子，哎呀專家，周而復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規定用「各國通用」借貸計帳法。（作者提供圖片）

意識形態更嚴重，政治領域的「寧左勿右」等等問題外，還蔓延到專業領域，施虐多年。連現代的借貸記賬會計制度也被標籤為「西方資本主義」，來了一次「會計革命」，炮製出一套所謂「中國人發明」的「增減會計法」^（註四）。1979年，我還要開班講解財務報表，也安排最早一批香港會計師上京幫忙和開班培訓^（註五）。一場糊塗賬，幸好合資「實施條例」的「徵求意見稿」第一稿就確定要合資企業：「採用各國通用的借貸計賬法記賬」。但問題在其他範疇要鬧到1992年才定奪，全國走現代國際的路。

而最為嚴重的是人事問題。迅達電梯項目因有高層贊許，曾是他手下的，按官場習慣難免有所避諱，這包括當時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副總理級）、常務副主任（部級）、副主任（副部級），其他級別更低的官員則更難以啟齒。後來問該高層，他其實只是籠統支持搞合資（也算是重要政治表態，因有一股逆流，打着國家安全，一刀切反對重點企業對外），對項目具體情況不了解，該怎樣就怎樣。

審查會由江澤民坐中間主持，我坐在他右手邊；會議很成功，因事前已有所溝通。江難免抛出幾句英語，有點不着邊際，我要枱下用腿提醒他。會議時間不長，但影響很大。日後投資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建南特別告訴我，他寫了兩份表揚報告，意指一份向下傳達，另一份向高層匯報，特別提到年輕人「有擔當」^（註六）。

汪道涵成功一子落赢來滿盤活。

食過返尋味

未幾，冒出問題更嚴重的項目：石油系統簽署的協議，別的缺陷不説，部分在計算長期現金流時，居然沒有用上複利。鑒此，幾位地球物理、地質界專家聯署了一份有關報告，也請我提供一些法律和經濟意見。

報告送達鄧小平，他做了批示並轉發其他領導：「秋里、谷牧同志：請你們約集一批專家，好好論證一下。」趙紫陽也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給予重視。海上石油開發，即與外國合作方案，應認真組織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並注意聽取不同意見」^（註七）。原報告連同眾領導的批示，匯總成1981年「國務院二號文件」。

難免食過返尋味，又一次運作，指定由江澤民會同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主持規模龐大的聽證會^（註八）。

會議1981年3月23日至4月3日召開，很成功，找出了問題；遺憾的是日後的報道以及被審查對象的回憶錄，因政治和人事原因，完全扭曲了會議的前因後果，但只要對照「二號文件」就能明白緣由。會後，江澤民有機會向高層匯報成果。

我沒有參加會議，只從旁協助，因高層已在春節團拜時打招呼，告訴我政治日趨複雜，不便久留，所以正匆忙着手清理手上的多項項目，並準備6月北大學期結束後返港。

後記

1982年我入住秦城監獄，豁然在報上看到江澤民主持會議，取消外貿部成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整合各部門功能，去除此前外貿部一個部門壟斷的流弊。這正是我推動多時的建議，當年港澳工委曾傳達我這方面的建議。為慎重起見，我早已跟盧緒章打招呼，還特別返港家訪華潤老總做思想工作，但很遺憾，後者是老外貿，一直想不通。

再次和江交集，有待六四事件後多位老同志督促他平反我的「間諜案」；他也巴不得，因為我的「罪狀」，包括看到「國務院二號文件」以及他主持的聽證會資料，正是怪事無奇不有，世事因果承負糾纏，但也有利回歸前後解決一些中港問題。

註：

1. 文化大革命後，官場按年紀三代同堂，按觀點三家村，構成複雜不健康的縱橫捭闔生態。汪道涵即日後兩岸汪辜會談的主角，時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也剛在他極力推薦下從局長擢升副主任兼秘書長。二者交情很深，文革前汪在一機部當副部長，過年就帶着江到處拜年。我此前在別的項目已認識汪，特別欣賞他文革時的膽量。當年我有機會共事的，年紀很多是我的三倍；江則近乎二倍。
2. 瑞士方面的談判代表即近年向M+博物館捐贈見證這時期的星星美展珍貴藝術品的Uli Sigg。
3. 早期較糟糕的，要算幾家酒店，投資資本不到一成，九成舉債，債務還由國家銀行擔保，幾乎是無本無風險生利，但個別項目投資方是領導的海外親屬，只得無奈。我當上盧緒章（他夥同國民黨元老陳果夫成立的廣大華行1948年和華潤公司合併，時任旅遊總局局長）的顧問，終止這類投資，後來更舉一反三，推廣到所有合資項目最低實出資額為三成，令很多外商失望，也得罪一批官員。
4. 中國傳統記賬法從龍門帳演變出四角帳，已具複式記賬功能，能適應一般買賣活動，算相當成熟，但難適應現代核算。現在國際通用的借貸記賬法，首先在清朝海關大規模應用，有利減低貪污，但因是由英國人主管，成為日後政客炒作的議題。民國年代，會計方法之爭是君子學術討論，但一面倒投靠蘇聯後，就完全政治化，貽害兩代人。我有幸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前輩李文傑共事。
5. 我赴京前和廖瑤珠、陳子鈞成立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立即派上用途：第一位能深入看到內地企業賬目的，是應邀幫我查看吉普車合資談判資料的陳文裘。難以置信的是，我當上中信法律顧問，向公司的管理層講解財務報表，居然被公司第一任黨委書記指責為散播資本主義，左得可愛。
6. 周建南即周小川父親。
7. 即余秋里、谷牧、康世恩3位副總理，分別主管能源、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
8. 參加論證會的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科委、人大法制委員會、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地質部、石油部、財政部、外貿部、外交部、國家海洋局、中國銀行、貿易促進會、中國地質學會、地球物理學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等24個國家部委、新聞媒體。

~ 潤物細無聲 · 拔萃當年 （2020.12.09）

應拔萃前校長張灼祥之邀，接受采訪，暢談Lowcock校長教諭之道。一個甲子歷練後回顧，其治校哲學不僅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我有幸終生受益。

My recollection of snippets of Lowcock, and behind the scene happenings at DBS in the 60s. 

Short-link 鏈接本頁: 1244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摘自張灼祥《五十年 · 細説拔萃從前》

• 歷史的偶然
• 學生以外的職份
• 敢於求變
• 獄中的生存之道
• 薪火相傳

拔萃精神薪火相傳

拔萃校友黃賢應筆者之邀，接受採訪，暢談Lowcock校長教諭之道。一個甲子歷練後回顧，其治校哲學不僅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令他終生受益。

 作者: 張灼祥

 2020-12-20 圖片：作者提供

黃賢：潤物細無聲

黃賢（左）與Mr. Lowcock：慶祝成立Lowcock House。

去年11月初，約黃賢訪談，他爽快答應。但是因為社會運動，交通不便，訪談一再延期，直至11月尾才有機會見面。黃賢約我到灣仔一間會所餐廳，那裏環境寧靜，可眺望維多利亞港和香港摩天輪。訪談前，我先為會面延期致歉，穿着恤衫西褲的黃賢從容地說：「不要緊！」侍應端來一壺濃普洱，正要為黃賢斟茶，他說：「先放着。」聽黃賢細說經歷後，我更加明白茶葉和人生，也是要慢慢浸泡，才會飄香。

歷史的偶然

黃賢在1956年入讀拔萃小學，他形容報讀小拔，是「歷史的神奇故事」。「家人的朋友和我的契爺全都是讀喇沙的。小時候，媽媽帶我和哥哥到九龍塘的公園玩，有個外國女人在吃三文治，她跟媽媽說你的小孩要讀書了，並叫我們試試報讀小拔萃，我和哥哥就去考小拔。」 而拔萃舊生的身份曾經引來笑話，「契爺生前是喇沙最早、期的校友之一，他的追悼會要籌款給喇沙基金會，我就捐不出手了，大家都笑我。」黃賢哈哈地笑，說「歷史有很多偶然」。

而黃賢與校長Mr. Lowcock的相遇，也是特別的偶然。黃賢小四時，爸爸逝世，媽媽做記者，工作很忙，經常不在家。1961年，他到男拔升讀五年級，就和哥哥在男拔寄宿。在開學前的星期六早上， 喜歡跑步的黃賢，第一次來到男拔的校園，看到偌大的操場，就在那裏跑步，然後在榕樹下休息。那時，Mr. Lowcock走來，為他把脈，叫他繼續跑。「當時我覺得很奇怪，他把脈後就走了。那時自己很矮，覺得他很高。」兩天後開學，黃賢才知道原來這名奇怪的男士，正是新上任的校長。

Mr. Lowcock的標記，是唇上的胡鬚和飽滿的下巴，他因而有 「蝦餃佬」的花名。「他也知道這花名，當然我們不會在他面前叫，只是閒談時，被他聽見了。」而同學之間，也是以花名相稱。「在拔萃，花名可能比名字還重要。很多同學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只是叫花名。」

黃賢在男拔寄宿九年，「由五年級至Upper Six都住在學校，幾乎沒有人打破這紀錄」。他參加跑步、唱歌、話劇等多項課外活動，漸漸跟Mr. Lowcock相熟，後來更有機會到訪Mr. Lowcock的家。「我班放學後舉辦讀書會，但沒有地方，就到Lowcock家。他的家是開放的，可以隨時出入，看書，聽唱片。」不過，Mr. Lowcock不會參與讀書會，「他的特色是無必要時，不會參與，讓我們自己發揮，我們做不來，有時他會來執手尾，自主是他的管治方式。」

學生以外的職份

黃賢最欣賞Mr. Lowcock信任學生。他讀Upper Six時，一位老師未能到校任教，Mr. Lowcock邀請修讀理科的他，教中四的歷史和Lower Six的經濟，他教了一個學期，才找到老師 。他呷一口茶，謙稱成績不算很優異：「我未考過第一，但歷史科成績挺好，教經濟是因為中四做過生意。」

黃賢和Mr Lowcock：擔任計時員。

黃賢曾與同學營運學校餐廳，「1967年，承包學校餐廳的伙頭『打斧頭』，食物愈來愈差，寄宿生罷食一星期，校長查清楚後，立即解僱他。Lowcock決定由罷食學生營運廚房，照顧近百名寄宿生的一日四餐，以及幾百名走讀生的午飯。我們由入貨、煮飯，訂菜單，全都一手包辦。起初覺得很有趣，還請法國老師做顧問，捱了兩個月，大家都累得不得了！」Mr. Lowcock肯定學生的努力，在交給校董的報告，也提到學生營運餐廳的來龍去脈。

作為Boarders’ Prefect，黃賢還有特別的任務。「67 年左派暴動， 有人四處放炸彈，我們Boarders’ Prefect要半夜起床，巡視學校每一個角落，看看有沒有炸彈。」男拔的操場底下以前是日軍的軍火庫， 曾經發生炸彈爆炸，一座山崩了一角，還導致傷亡，所以 Boarders’ Prefect 檢查時格外認真。

Mr. Lowcock擔心暑假時學生在街上流連，會被炸彈所傷，決定開放校園，讓全校學生回校玩樂。黃賢擔心小食部未能應付需求，由於他有營運餐廳的經驗，Mr. Lowcock容讓他與十幾個寄宿生經營小食部。剛巧學校免費借場地給邵氏拍青春片，電視台也按照黃賢畫的設計圖，幫學校訂做吧枱。

在饍食方面，黃賢和同學新增熱狗等菜式，「我們要自己買材料，訂貨取折扣。Lowcock叫我穿校服，打領呔，去嘉頓（食品公司）見總經理，他很認真地問我要訂多少麵包，我說一星期大概兩包（一包六個）。」黃賢舉起兩隻手指，笑彎了腰。「當時沒有經驗，不知巿場反應如何，擔心賣不完。但總經理請公司的律師為兩包麵包制訂合同，雙方都要簽名，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黃賢和我都忍不住笑。「當然那份合同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因為我未成年。 但我了解到法律程序，知道整個流程是這樣的。」原來這位總經理是男拔的校友，特意花時間讓師弟見識大場面。

不過，後來黃賢卻被送麵包的小子責罵了一頓，「他罵我向總經理訂貨，令他沒有佣金，他說平時即使訂幾千打，也不能見上層的總經理。我了解到社會是層層都要照顧到的。」後來，黃賢直接向送麵包的小子訂貨。「小食部營運了兩個月，賺了20多元，我們把錢送給打雜的職工。沒有人能賺錢，學校還蝕了燈油火蠟。但社會作用很大，很多人回校，生意很好，很開心！後來68年的暑假, 我們再做一次。」營運學校餐廳和小食部的經驗，有助黃賢在 1975年於Baker & McKenzie當實習律師時，處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宗的破產案（和記破產案），「因為同樣要處理cash flow，做stock take和計數。」黃賢笑言經營小食部和餐廳要計算同學偷吃了多少食物， 但是他沒有追究，他強調「又要認真，又要講人情」。

Mr lowcock與拔萃校友。

黃賢說：「拔萃的成功是多元化，校長在一定的空間內，會任由學生發揮。」

敢於求變

校徽的改變是一大變革，「1969年，我讀Lower Six，學校慶祝一百周年，Upper Six那班決定改變校徽。以前的校徽是刺繡的，很貴，差不多等於一個月的學費。男仔一打架，撞一撞，鐵絲就突出來，珠又掉下來。我哥哥是Senior Prefect，他和Second Prefect將繁複的設計變得簡單，用化纖織校徽，價錢大約便宜八成。」他們做了三個大小和顏色深淺不同的校徽，黃賢建議由全校的老師、學生和職工投票，大家都很開心，他笑言這是「香港第一次普選」。

黃賢積極組織各項活動，獲Mr Lowcock選為Boarders’ Senior Prefect，他隨即向校長提倡改革，例如縮短午饍時間，讓學生提早放學。他強調：「關鍵是要給學生決定，而全校職工都可以投票。」 另外，校方一向禁止學生攜帶象徵身份階級的物品，例如手錶、戒指和收音機等，亦禁止看漫畫和武俠小說，黃賢提議要因時制宜，作出解禁，「到 1969，收音機已經不是階級的象徵，要解禁。武俠小說如臥龍生的《仙鶴神針》、Peanuts漫畫，都要解禁。」他認為最大的變革，是在洗手間增設厠紙，因為「這不單是解禁，而是校方須要付錢」，雖然學校當時經濟不太好，但Mr Lowcock知道學生的需求很大，先後在宿舍和學校的洗手間增設厠紙。

黃賢在爭取訴求的過程中，也曾觸怒Mr Lowcock，但他強調 「最重要是敢說應說的話」，「只要有道理，校長都會接受」。若然學生犯錯，也要接受懲罰。「學校最高的懲罰是打藤（caning），體罰在拔萃是身份象徵，你未被體罰過，代表你未挑戰過規定，或者未冒過險，我們以打藤為榮！」黃賢坦言也曾被校長打藤，「但已忘了因為什麼事，反正只是身份象徵。」他認為體罰也有「洗底」 的意義，「即使你犯了最大的錯，打藤後，學校就不會有紀錄。學校不想同學怕檔案被『畫花』，就太過謹小慎微，什麼都不敢做。」

拔萃的教育，擴闊了黃賢的眼界，亦培養了他敢作敢為的作風，令他在哈佛大學的面試中，脫穎而出。「當年美國有名的教授來香港面試，美國官方支持的教育機構、官員和教授一排人坐著面試， 與見嘉頓的總經理差不多。」以往的經驗，令黃賢面對大場面也毫不怯場。他在面試時，敢於指正教授的話，令他成為當年唯一一位獲哈佛大學取錄的香港學生，並獲得全額獎學金。

黃賢在哈佛大學修讀生物工程，研究分子遺傳，也修讀歷史。「我每天要花20小時在實驗室，當時保釣運動開始，我面對人生的抉擇：我應該留在實驗室，還是街頭？最後我放棄生物，選擇街頭，主修歷史。」

1970年，他參與保衛釣魚臺運動，1972年以保釣第一團的成員身份，回國參觀。畢業後，他修讀法律，成為博士（Juris Doctor）。1978年，黃賢應邀到北京外貿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律，並兼任多個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

「拔萃有個特色，就是要幫助弱者。當時北京處於文革後期，開明了一點，不過是弱者。1978年，北京準備開放，我就去幫助它。」黃賢一心幫助中國，卻在1982年，被控間諜罪，囚禁在秦城監獄。問他有沒有感到被背叛，他說： 「如果單獨看這件事，就會這樣想。但如果你看整段歷史，就明白不是這樣發生才奇怪。知道歷史是怎樣發展，加上拔萃的訓練，就要想想如何打這場仗，運籌囹圄。」

黃賢、Mr Lowcock與Rahman：在拔萃的訓練，讓同學無懼人生挑戰。

獄中的生存之道

拔萃的教育，培養了黃賢抗逆的能力，他說：「拔萃是天掉下來都當沒事的」。他知道與獄吏對抗，只會有反效果，想起為嘉頓送麵包的小子，記起要與每一層的人混熟，於是坐牢後第一件事，就是與看守的士兵聊天。「他們只是十幾歲的小朋友，兩個小時輪一班，悶極了。我就與他們聊天，問他們住在哪裏，家鄉在哪。他們上班前，路過果園會偷水果給我，吃飯時又多拿些餸菜給我，他們說：『寧願扣江青的餸，都要多拿一些給你。』傳聞江青的胸部和臀部是假的，我就問男兵，男兵就哄女兵說出真相，然後有一天，一群男兵走過來說：『真的！真的！』」黃賢就這樣建立了獄中友誼。

黃賢提到《魯賓遜漂流記》，說落難首先要做盤點，「盤點自己的優勢：誰會幫我？誰會害我？誰會怎樣幫我？誰會怎樣害我？分析過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應該會贏的。」黃賢雖然被困，但仍然樂觀，還笑說：「在中國單獨被困，是身份的象徵。」

黃賢被困在400呎的牢房，無法接觸外界的訊息，只能看人民日報，監獄圖書館的科學書和幾本古代小說。但是他仍有方法分析形勢，「我會觀察審問我的人的反應和語氣，知道他在想什麼，再調整方案。」他仍本著拔萃精神，據理力爭，「我發現隔壁的張春橋有書枱，我就投訴，過兩天就有書枱給我了。」

從前在拔萃談判的經歷，有助黃賢與中國政府談判。「拔萃100周年，要請港督來參觀，我堅持拔萃的傳統，見先生後，就見學生，而不是只見先生就離開。我與港督府的副官談判，討論港督來時的儀式，堅持他要見學生。最後港督先在學校正門，與Lowcock和先生談十分鐘，然後走到新翼，我向他介紹prefects。」

即使面對強權，黃賢仍無畏無懼。基於國際的壓力，1985年，鄧小平宣佈黃賢假釋，但他不接受。「我說：『我不要，我要你認錯。』，令鄧小平很愕然。假釋是要開庭的，他們突然把我由監獄綁架出來，叫我簽紙，我就寫『文責不負』。我反對，我要上訴。」 他深知這樣假釋是非法的，「假釋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認罪，第二是要服刑滿一半。但我未夠一半，更加不會認罪。」他托一托眼鏡， 說：「我是教法律的，這些不合法的事，我不會做。如果我接受假釋，即是間接認罪，那麼我的學生、曾經與我一起辦事的官員都會受影響。」

黃賢為免連累他人，不願接受假釋，而在1989年，幫他翻案的人，正是他曾經幫過的人。「江澤民年青起家時，我曾經受汪道涵所托，幫他處理一些很複雜而又很政治化的投資項目（第一個工業合資項目，外資是香港怡和牽頭的迅達電梯）。後來他做了總書記，很多領導都認為是時候解決這件事。」雖然黃賢的冤案獲平反，但他等到 1992年，才決定回港。

薪火相傳

黃賢回港後，就去Mr Lowcock的家，他們天南地北，什麼都談，但沒有提到這次冤獄，Mr Lowcock也沒有提到他在黃賢被囚時，給鄧小平寫過一封求情信。「很多同學追問Lowcock如何營救我，他說會寫信給鄧小平。」在Mr Lowcock回覆同學的傳真，還寫了「I am doing all I can.」他在信中讚揚黃賢的才幹，情詞懇切地肯定他對中國的忠心，希望鄧小平會重審他的案件。後來，黃賢才從張灼祥校長口中得知 Mr Lowcock寫過這封信。「Lowcock就是這樣，幫助人不會講，沒有人知道他幫過多少人。曾經有同學買不起棺材，他就叫senior的同學籌款。」難怪黃賢形容Mr Lowcock「潤物細無聲」。

Mr Lowcock從他的導師（Mentor）Bishop Hall身上，學會包容和幫助別人，黃賢又受到Mr Lowcock影響。「香港社會變革時，要成立很多學校給難民的子女，Bishop Hall籌辦，請Lowcock幫忙，他成為很多學校的校監。聖公會取得土地建學校，很多拔萃的老師都幫忙教學和設計課程。幫助弱者是拔萃的傳統，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後來拔萃轉直資，為免拔萃變成貴族學校，黃賢向Mr Lowcock提議成立S J Lowcock Foundation，資助家庭背景欠佳的學生。後來他發現學生不需要資助，就用來資助到海外升學的尖子。近年，黃賢亦組織拔萃的師弟，為新移民學童補習英文。

對黃賢來說，Mr Lowcock的死，是很大的遺憾。「2011年Lowcock生日，我約他過年後帶一本書給他，以及打算告訴他Foundation的籌款結果：一個很喜歡Lowcock的校友用100萬，投標了他的酒。誰知，過年時他已經昏迷送院。」餘暉的金光斜照在黃賢身上。他形容失去Lowcock是很大的損失：「他永遠是很穩定的力量，佔中時，我也要翻出他當年六七暴動寫的觀點。他看事情的眼光，至今仍然適用，就是不分你我，不要推卸責任，當權者要 承認暴動是制度製造出來的。」【注1】

（左起）Patrick、Bo Yee、Mr Lowcock、黃賢、Stephen、Desmond。

黃賢曾撰寫文章Thank you Jimmy【注2】, 提到從Mr Lowcock身上，學習了積極的人生觀，發展了內在的力量，去打漂亮的仗。即使談到被囚的生活，黃賢依然在笑。在這次訪談中，他只皺過一次眉，就是在苦思與Mr Lowcock有多少張合照的時候。「我不喜歡拍照，他也不喜歡拍照，讀拔萃時拍的照片很少，只有一張，不過只拍到我的背影。」黃賢笑說。

夕陽西下，維多利亞港的船隻慢慢靠岸，岸上的摩天輪開始緩緩轉動。Mr Lowcock的教導，指引黃賢度過人生的高低起跌。Mr Lowcock雖然別去，但黃賢說：「我們拔萃人不需要時常見面。」

一切長存心中。

〈黃賢：潤物細無聲〉（二之一）

〈黃賢：潤物細無聲〉（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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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李銳往事 藉古喻今 （2019.02）

筆者對廬山會議的好奇，是多了一重外來人的體驗，卻勾引出李悅的深層感悟。（YouTube截圖）

《灼見名家》連接： 李銳走了 想起廬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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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李銳敢言，40年前我有幸和他工作，聆聽他談廬山會議，評當年時弊，謹挽之。

簡言之，話題側重兩方面：一是人脈譜系，指出日後文革主要人物，十之七八已在廬山會議期間登台，包括幾位沒有登山的人，突顯用人制度的弊病，糾纏至今。二是缺乏外部規範機制，導致制度扭曲人性，禍生肘腋，人人自危，突顯領導孤家寡人，易被壅蔽。

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原載《亞洲周刊》2019年3月3日 第33卷 8期

全文：

李銳走了，未看到他的明天。我1980年有機會和他工作，不妨藉故喻今，或許還能展示明天。

文革後他恢復工作，到電力部當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主持工作。我先被邀請向部裏幹部做報告，講法律對經濟建設的作用，下毛毛雨務虛一番，繼而在部黨組會議上，以外來人身份，探討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一些棘手問題。

我要講的重點是要按國際標準辦事，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規範，而且要嚴格按經濟規律進行。在未擺脫極左民粹的年代，不是外來和尚是不會有這膽量的，所以事前要和他通通氣；他也趁機會向我介紹體制和人事上的問題，讓我有心理準備；也很自然談到他對廬山會議的感悟。

時分時合的弊病

當年水利電力部剛分家成兩個部，人事混亂，不到兩年後又合併。這種時分時合的弊病，其實一直延續到今天。也夠荒謬，同時有28個正副部長，還一反統計概率，居然有七位姓李；而七李中，還有兩對冤家，要糾纏幾十年，到入土才了結。一對是李銳和李伯寧；前者帶頭反對三峽建壩，後者則是三峽總指揮。另一對大小超恩怨的，則是李鵬和李錫銘。

分分合合僅是折騰一番：分則白添一撥幹部，合則人人擔心仕途，既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又滋長不作爲風氣，扯皮熬日子。^注[1] 而部委的分分合合，往往還是因人而定：領導不合就分；要鏟除某勢力即合。

政治折騰還帶來幹部三代同堂的問題，既是年紀之分，也是政治分野。當年電力系統，上有老一輩奉承「光輝的17年」（即文革前），中有文革中人，下則是四人幫倒台後任命的，各自來歷不同、思考坐標迥異，湊不到一塊，往往需要借用外力。

多了一重外來人的體驗

談到這些扯不清的人事問題，很自然帶起廬山會議。

我對廬山會議的好奇，是多了一重外來人的體驗，卻勾引出他的深層感悟。當年他大概還不敢有寫書的念頭，畢竟共產黨為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還在吵鬧。但他對問題已想得相當通透。

簡言之，話題側重兩方面：一是人脈譜系，指出日後文革主要人物，十之七八已在廬山會議期間登台，包括幾位沒有登山的人，突顯用人制度的弊病，糾纏至今。二是缺乏外部規範機制，導致制度扭曲人性，禍生肘腋，人人自危，突顯領導孤家寡人，易被壅蔽。

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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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日前撰文的附件《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第三、四頁有關「扯皮票」，就是在部裏講的；到《人民日報》報道電力部部長轉述這内容時，我已暫住秦城。此前我已建議撤銷外貿部和一到六機械工業部，改成完全按經濟規律運作的企業，以根治問題；香港左派資歷深一點的人士可能聽過工委領導傳達我這些想法。

~ 改革開放40年：以古喻今 （2019.01）

《灼見名家》連接： 改革開放40年：以古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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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我即有幸參與。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現今錢財是多了，嗓門也大了，但似乎少了點痛定的感悟、求索的謙卑。2019年，再度要面臨嚴峻的内憂外患，逼出來的是進還是退，有待分曉。唯要清醒，還是那句老話：「不要在新時期，犯新形式的舊錯。」

分享當年一份《參考資料》供參考，可瞭解當年的認識和任務。

原載《亞洲周刊》2019年1月20日 第33卷 3期

全文

看了很多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文章，不禁要提筆，以古喻今。

1978年12月，共產黨宣布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我已到了北京。這不奇怪，因爲我於1972、1975年都到過内地，和一些官員一直保持聯繫。此前我剛從美國返港，已知内地正醖釀變革，蠢蠢欲動，便和廖瑤珠、陳子鈞定期吃早餐，籌辦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到翌年協會第一次組團訪京時，我已換了身份接待他們。

這樣一待就是14年，好不熱鬧。慶幸的是，當年推動的項目、法律都起到預期作用，而一批同事、學生，也有所建樹。當然，落差難免極大，但這就是中國，一再要問興衰短長。

渴望中國盡早趕上世界

分享一篇當年的參考資料：1981年8月10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是轉載我的一篇「務虛」報告。按語是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寫的。

這篇題爲《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的報告，我自1979年已在多種場合講過多遍， 被眾多報刊轉載，是針對内地當時的實情和認知，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當時對時間就是錢、平等等概念居然只有模糊認識，日後還被批判一番，直至鄧小平表態！）

2萬多字的報告主題，是要拆解兩個相互糾纏的脈絡：小農經濟和蘇聯式管治。兩者都脫胎於封建體系，所以一脈相承（説是沆瀣一氣更為確切，但當年不僅要客氣，還要畢恭畢敬）。唯有以非政治化的語言，規避重重政治陷阱，層層扒皮將之否定。

在民航系統發表，是因爲自79年初，我就有多次機會配合民航，涉及飛機租賃、組裝、麵包、茅台、偷運、漏稅等多方多面應對當時體制的弊病，謀求突破。81年原定要到民航作報告，但中央領導勸我離開内地，安排不上，遂採用我此前給農墾部幹部作報告的記錄（民航沒有説明出處，謹此向幾位整理記錄的朋友道歉）。

我要在民航講的内容，主要是體制上的問題，跟在其他部委講的其實沒有多大分別的。蓋因鎖國動亂多年，和世界發展嚴重脫節落後，各方面都面對同一困境，都渴望儘早趕上。而體制上各部門間相互封鎖不通氣，要各自摸索，更多加了一層困難。我有幸介入多個部門的業務，反而起了串通作用，能突顯其在體制上遇到的共同難題，也爲我提供了題材，豐富了我的報告，成良性循環。

1981年8月10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作者提供）

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

見微知着，點點滴滴的觀察，提煉出一些針對性的觀點，也算是我對改革開放頭三年的總結，濃縮為不同層面的幾點，也就是報告的結論。不妨説，可按文章逆向工程，認識内地改革開放伊始時的狀況，對剖析當今形勢也未必完全過時。兹錄下供參考：

第一、具體事情，具體分析，天下沒有最好的方案……絕對不要因某一試點做得不錯就要求各路諸侯表態，像個聖旨下來一定要表態，三呼萬歲；

第二、沒有禁區，不能上綱，所有這些經濟手段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不管你喜歡與否，也得順從它；

第三、所有的管理方案，章程也好，法律也好，制度也好，一定要細，要清楚……什麼「三定」、「四定」等等太籠統，是沒有意義的；

第四、方案要穩定；

第五、方案要強調的是辦事的程序，而不是禁令。要強調怎麼辦……四川來的人都知道二王廟的碑文：「深掏灘，低作堰，六字詣，千秋鑑」；

第六、蛋糕是愈來愈大的，這是個分配的問題。傳統的經濟是什麼呢？……蛋糕我吃了一口，你就少了一口，這在博弈學裏，運籌學裏叫做zero-sum game；

第七、平等互利。在現在的社會化的經濟裏面，每一個進行社會生產活動的人都是平等的。海淀區第17食品廠的公章跟國務院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的公章是平等的；

第八、內憂外患，內憂為主。對外時……吃虧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內憂的問題，是自己不懂的問題。同樣，對內時，在國內經濟停滯不前時，原因主要不是外在因素，而是內在因素。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現今錢財是多了，嗓門也大了，但似乎少了點痛定的感悟、求索的謙卑。2019年，再度要面臨嚴峻的内憂外患，逼出來的是進還是退，有待分曉。唯要清醒，還是那句老話：「不要在新時期，犯新形式的舊錯。」

參考資料：1981年8月10日由民航總局印發的《國外民航參考資料》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