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西什庫天主堂) , Beijing (20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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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西什庫天主堂) , Beijing

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西什庫天主堂) in Beijing is a witness to 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Chinese State, despite the former’s many contributions to scie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eleemosynary institutions in the latter.

The first visit to China by a Catholic missionary was in response to repeated invitations by the Yuan emperor, Kublai Khan忽必烈, who ruled confidently at the height of the empire.[1]

The first church in the capital (then called Khanbaliq 汗八里) was built soon thereafter, in 1299; the first Archbishop of Beijing was appointed in 1307. But collapse of the dynasty ended that effort.

Matteo Ricci arrived three centuries later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His indigenization and accommodation approach was immensely successful, helped also by missionaries bringing modern science to China.

His legacy survived dynastic change, and Catholics were welcomed and protected by the Qing Emperor Kangxi (康熙) at the height of the empire. When missionaries cured his malaria in 1693 while court physicians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s failed, Kangxi gifted land and funds for a church, the predecessor of 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2]

But all that came to naught after the Rites Controversy (禮儀之爭), due partly to internecine struggles. The Catholics were expelled; I wrote a modern coda to that fiasco.[3]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a difficult period of perceived grievances followed, with episodic calamit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urch was confiscated and turned into an electronics factory; I attended many meetings there in the aftermath.

The physical church has been restored, and is now a declared monument, but historical problems persist, not yet resolved by Pope Benedict XVI’s 2007 letter to the flock.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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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ublai Khan sent two emissaries, both of whom met the Pope. Very detailed first hand account of the second by Rabban Bar Sauma: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 medieval travels from China through Central Asia to Persia and beyond translated by E. A. Wallis Budge (1996).

[2]  Very detailed first hand account of curing Kangxi’s malady by French missionarie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Vol. 7: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er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1708), pp217ff.

[3] Bishop Ronald Hall: Quiet Moments – an Encounter with Confucius 何明華主教：靜祈籌動 – 與孔子邂逅 (2012).

~白金漢宮的香港 (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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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漢宮對外展示的一面，很多設計元素的靈感，是來自香港，來自同樣莊重構建、沉穩威嚴令人憧憬法治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即今之終審庭）。香港跨文化、跨語種、跨世代的獨特生命力，從來都是創新、試驗的好場所。

1901年，現為香港終審法院的大樓建築師Webb受託大規模重新布局白金漢宮。（Shutterstock）

英女王高壽駕崩，白金漢宮一再在媒體出現； 而喪儀凝重，更突顯該官邸的莊重構建和別具一格的沉穩威嚴。100年前，其低調就被嘲笑：「歐洲沒有一個歷史首都，不能找到比其更豪氣的宮殿。」 ^[1]

港人應另有一番感受。不妨開壺茶，留白一下，讓想入非非者自娛一下。

白金漢宮的正面和維多利亞紀念碑，同為Ashton Webb設計。

70年代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木球會和多處陸、海軍設施尚未搬遷。（圖片來源：Kevin MacGregor）

 

3層感受

有另一番感受，是因為白金漢宮對外展示的一面，很多設計元素的靈感，是來自香港，來自同樣莊重構建、沉穩威嚴令人憧憬法治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即今之終審庭）。香港跨文化、跨語種、跨世代的獨特生命力，從來都是創新、試驗的好場所。

再深一層的感受，是設計最高法院大樓時，香港當局和倫敦還熱烈爭論一番。地方政府不唯唯諾諾，斗膽據理力爭，包括設計風格乃至入口向東還是朝西。最後當然是建議多被倫敦采納，和氣折衝，皆大歡喜，是中央以及地方雙方均成熟的表現。

更深一層的感受，是最高法院大樓是蓋在剛填海的土地上。此前海岸線是沿着海旁道（Bowring Praya，今之德輔道，但只有一半寬），經7任港督、7任代理港督延宕30年的爭論、擾攘，才成功全線往北填到當今的干諾道。而能成功，必須適當擺平各持份者的利益，又能滿足未來發展需求。這要歸公妥協的藝術，是威權所不逮。^[2]

本文僅是看圖識字，品味歷史，最好是依時序，從填海開始。

1870年的維多利亞港：海岸線在今之德輔道。岸邊深色部分是原木球會，即今之遮打花園。

1887年中環填海方案：統治的藝術

19世紀後期，香港已經是國際貿易、金融中心之一，港口吞吐量位列全球前幾名。然而繁華也帶來隱憂：狹長的海旁地帶難再開發，海岸線也早已淤積不便貨物裝卸，這不僅窒息持續發展，還帶來定期的霍亂等瘟疫，是個恥辱（disgrace）^[3]，尤其是移民不斷湧入^[4]。而寸土必爭下，城市沒有像樣的公共空間和地標能足以體現這進化。

在更早的1881年，代理首席按察司（代理最高法院院長）就提出，最高法院窩在一幢不適合用作法院的商業大廈裏，是香港的恥辱（disgrace）^[5]。

一如籠屋、劏房是當代的恥辱，土地從來都是香港的客觀制約因素，既得利益和政府無能則是主觀制約因素。

1887年Chater的建議信。（按此瀏覽全文）

但1855年進行由皇后大道填海至德輔道後，如何繼續發展爭論不休^[6] 。7位港督都無功而返，停滯30年，直至商人兼立法會員Paul Chater（遮打）提出難以拒絕的方案^[7]。他經多年調查、協調，在1887年提出巧妙的填海方案，立即引起共鳴，才一年就掃平障礙，進入立法程序。政府作為持份者之一，附和的原因除了能解決以上幾近無解的棘手問題，還能在分到的土地上布局一個大規模城市中心，包括蓋最高法院大樓。

方案提出港島北岸從金鐘美利道到石塘嘴屈地街長3公里多的臨海物業業主集體自資向北填海23多米（部分水深超24米），物業全線往北遷於其上，但預留新的海旁道（今之干諾道），並接受新的建築、衛生規範和地租，原物業則部分交還政府以拓寬原來的海旁道修電車路。

這份大膽卻又細膩的方案，1903年竣工，保證了香港的繼續繁榮，雖當今不宜翻版，卻仍值得細看^[8] 。讀者也不妨去遮打花園瞻仰這龐大工程的奠基石，然後坐電車到電車西環總站，品味香港走過來的路。

1889年從中環到西環的填海規模。（圖片來源：Gwulo）

1889年填海工程地盤。

最高法院大樓的設計：倫敦、香港間的磨心

1890年填海工程分階段動工，1894初見規模，政府準備大展宏圖，構想的城市中心計劃包括最高法院和各政府部門，然正着手招標，卻都成泡影。

先是1894年爆發大規模鼠疫，要耗費大量資源清拆擁擠凌亂破舊不堪的太平山住宅區，期間大約四成人口逃離香港，經濟崩潰^[9]。繼而倫敦決定節約經費，壓縮工程規模，重點放在衛生建設，只蓋最高法院大樓和郵政總局，前者還指定由Crown Agent（政府建築代理）委任Ashton Webb和E. Ingress Bell設計。

最高法院大樓1899年設計草圖。

Webb久負盛名，雖不熟悉香港，但其1898年提交的初步設計方案別具一格：穩重的古典風格和高聳圓頂，既大膽又有氣勢，能突顯法律的尊嚴，更有別當年海旁千篇一律的功能性「買辦風格」（compradoric）建築。方案初步大體獲得好評，唯日後爭論不休，地方政府特別是立法局和倫敦各持己見。

1868年海旁道（今之德輔道）：延綿不斷的亞洲買辦風格建築。遠景高樓為聖約翰座堂；左邊高樓是Johnston’s House（日後炮台里1號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也曾是終審庭）。

爭論分兩層次。技術方面較簡單，不外補充熱帶地區必備的通風、遮光、擋雨，如迴廊等設施，以及添加在地化的元素，如圓頂和斜坡屋頂的黑啞光筒瓦（roll-tiles）和中式圖案的屋簷支架等等。

大樓屋頂的中式元素：黑啞光筒瓦（roll-tiles）。

 

最高法院的定位

更根本的矛盾是最高法院的定位。

倫敦以及設計師堅持大樓正門必須向東，才能突顯其政治功能，即以宏偉視野感觀展現帝國的輝煌：前面是廣闊的木球會球場草坪（即今之遮打花園）和多處軍事重地^[10] ，南面是大會堂以及山上的聖約翰座堂、時任港督住宅^[11]、政府部門，是理想的座向。

香港方面卻另有考量，認為大樓正門只有朝西，才能為香港呈現一個像樣的中心公共空間：前面是滙豐銀行讓出的公眾廣場（即今之皇后廣場），南面是滙豐銀行，對面是正在蓋的太子大廈，而最重要的是廣場北面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60年的銅像（現立於維園）^[12]。

倫敦的觀點：大樓的座向朝東，突顯國家機器的威嚴。日後大樓建在圖的左上角CityHall 的北面。（圖片來源：Gwulo）

香港的憧憬1：大樓正面向西：創造中心廣場。左上角北方是維多利皇后銅像。

香港的憧憬2：大樓尚未蓋，圖中金字塔草棚是其工地，已能看出日後中心廣場的輪廓。左邊南面是大會堂，遠處是香港會。

雙方堅持不下，地方政府上下奮起挑剔各樣設計細節；倫敦不外端出安全問題（犯人進出的保安）。設計師提出折衷方案，把原來朝東的主要設計元素，即樓頂的三角楣飾（pediment）移到西面，但不被接受。

在地方政府堅持下，特別是女皇銅像揭幕後公眾中心雛形出現，倫敦也品味出其合理性乃至重要性，不復堅持己見，尤其在香港法院地位被抬升後^[13]。Webb遂在設計圖上揮手一劃定稿，把東改為西，”EAST ELEVATION built with minor changes as WEST ELEVATION”， 皆大歡喜，進入漫長的建設階段，1912年一月竣工。

化解磨心：設計圖上一劃定稿，向東改為朝西。

白金漢宮的香港

Webb最高法院大樓的設計風格，日後被定性為愛德華-巴洛克（Edwardian Baroque）^[14]，雖然設計時愛德華七世尚未繼位，可見其前瞻性，也體現香港的軟魅力，誘人創新^[15]。

公共建築，自古就是統治者炫耀的手段之一，超越建築藝術的美學、哲學考量，隨時代偏好而異。19世紀中葉，歌德復興僥倖在英國成主流（如倫敦國會大樓），但後期火車普及，各地蓋火車站做地標，又掀起一輪建築熱。

Webb作爲當代知名設計師，也在探討各種風格。介入香港最高法院前，他重要的項目，包括同期的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1891）和皇家科技學院（1900，RCS，今併入倫敦帝國學院）^[16]。二者都開始偏向古典風格，相比卻未及最高法院大樓莊重構建、沉穩威嚴。

Webb同期作品1： 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1891，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Webb同期作品2：皇家科技學院（1900，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這些項目都定型後，為紀念女王，1901年Webb受托大規模重新布局白金漢宮正面對外的空間，包括林蔭大道（The Mall）及其兩端的維多利亞紀念碑（不包括雕塑）和海軍軍部拱門（Admiralty Arch），以及周邊的公園。1911年工程完成後，經費尚有盈餘，鑒於白金漢宮當時的正面大理石風化嚴重，便於1913年由Webb重新設計，進行既省錢又要在幾個月内完成的修改工程，成為現在的面貌^[17]。可以設想，若資金充沛，或許還會加個圓頂。

1913年未修葺的白金漢宮正面。

修葺前後，對比香港元素。

Webb修改的靈感確切來源有待考證，但在幾方面呼應了最高法院的設計元素和定位^[18]。

設計包括去掉頂部的雕像和纖弱的裝飾物，改用3個樓頂三角楣飾（香港或許是他首次使用此元素），強化天際線，更顯端莊；兩端添加半露柱（pilaster）回應中座新加的科林斯式石柱，加強垂直性，更顯莊嚴；中座4扇窗戶改為實牆，左右虛實相襯，整體更顯敦實，猶如呼應香港的設計。很難想象1912年剛竣工並獲得好評的香港最高法院大樓對Webb修葺白金漢宮沒有影響，特別是以上各元素同時被應用。

因經濟需要必須填海，也因香港發展有賴法治，才有機會提供創作空間，造就最高法院大樓；而如何化解前後的各種張力，更彰顯統治是一門藝術。英女皇的喪事儀禮看似繁縟，其實一舉一動都在演繹近千年的統治藝術，警惕倒退；最高法院大樓的一木一石何嘗不也在承載同樣任務？

是時候再泡壺茶，感受具理的政治妥協，為香港創造了發展的空間；感受成熟的統治藝術，為香港留下了法治的符號；感受寬鬆的創作環境，為香港開拓了國際視野。

註：

1. “The building is a large and commodious private residence, and there is not a historical capital in Europe which cannot show a more imposing Royal palace.”──第七世威靈頓公爵1931年評語。
2. 這也是所謂滙豐銀行擁有無敵海景的背景，也是日後考驗法治的一個指標。
3. 1883年港督寶雲就向倫敦建議緊急蓋新的中央市場，坦誠認為原有的丟人現眼（”The present Central Market is a disgrace to any British city”）。
4. 1881年第一次正式人口統計為156537人，20年後人口加倍有多，平均增長率加快到年5.9%，能吸引人才被視為管治成功的指標。
5. Snowden: “I need scarcely remark that the whole building which was created originally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ercial Rooms is unsui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 Court and is a disgrace to the Colony.” 這是指租用皇后大道中7號的Dent大廈；Dent破產後購入。法院樓下有住宅，也有其他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1848年前則在雲咸街威靈頓街交接處。期間還因各種維修工程，多次暫用其他處所。
6. 1855年提出填海時，沿岸一片混亂，岸上海裏有延綿不斷的僭建物業，政府有魄力有執行力清除才能成功填海，為下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7. 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1846-1926）風雲香港政商界，曾是立法會、行政會成員，成立公司無數，包括置地、九倉、港燈（世界最早的發電廠之一）、牛奶公司、天星小輪等等，還挽救了香港大學。奇怪的是沒有傳記。填海方案他考慮多年，傳説年輕時還親自下海量度水深。
8. 工程覆蓋80英畝，新增地65多英畝，34英畝可供建築，其他為公共用途，填海區部分水深超24米。”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03” paras 54, 93ff.（https://archive.org/details/hong-kong-report-of-the-director-of-public-works-for-the-year-1903）
   目前土地問題不是無解，就看本事。當年只有港督有點顯得不甘，因主意非來至政府。
9. 參看https://en.wikipedia.org/wiki/1894_Hong_Kong_plague。也造就香港對世界的又一貢獻：鼠疫的病源Yersinia pestis是在香港發現，以發現者Yersin命名。港府處理鼠疫的手段，鬧到清廷，李鴻章要介入，也驚動倫敦，過程涉及改變民風、行賄達義，見：Moira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2-1941 （Hong Kong, 2018）, pp 134-152。從管治角度，勝利剋服這場瘟疫所采取的醫療衛生措施和收地賠償手段，還確定了西醫和法治在港的地位。是的，同時掀起一場厠所革命。
10. 包括美利兵營和操練場（今之花園道紅棉道南端）、維多利亞兵營（今之香港公園和太古廣場），威靈頓炮台（今之夏慤花園）以及遠處的海軍基地（今之金鐘）。
11. 是Johnston’s House不是禮賓府（日後炮台里1號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 也曾是終審庭）。
12. 滙豐作為沿岸業主，按填海方案有權把總部北遷，但和政府達成一系列承諾，放棄該權利，讓出空間，保留海景；政府同時承諾，永久保留其作為公共空間。皇后銅像坐落在讓出的空間北端，而岸邊就是第一個皇后碼頭。滙豐也不完全是無私的考量：總部是1887年才新蓋的。當時其總經理是Jackson，其雕像仍矗立皇后像廣場。
13. 這是1895年中日戰爭清廷大敗後涉及香港的三方面後續發展。
    其一是1898年租讓新界，香港進入待回歸99年。
    其二是日本佔領東北北洋海師大本營旅順港後進行屠殺，為國際社會所不容，1898年被迫讓出交由俄國管理，而爲平衡列强勢力，對岸的山東威海衛，在俄國管理旅順期間，交由英國管理。英國遂規定威海衛可沿用香港的法律，香港最高法院享終審權。Wei-Hai-Wei Order in  Council, 24 July 1901, sec 2: ”Supreme Court means His Majesty’s Supreme Court for Hongkong.”和sec. 9(2): “Under this Article any of the Laws and Ordinances of Hongkong may be applied to the said territories with such modifications and, adaptations as circumstances may requir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031）
    其三是英國在威海扶植的山東籍警察，先是鎮壓義和團，繼而分批調往香港鎮壓海員罷工和監督本地以及在港的印裔警察。這就是香港警隊享特殊待遇的“D組山東差“的來源。
14. 這也是重新演繹17世紀雷恩（Wren）的巴洛克風格。
15. 香港日後有多項建築名譽全球，如滙豐銀行大廈、中銀大廈和機場大樓等等。連近年風靡全球的Zaha Hadid出道時最早的得獎設計也是在香港。
16. 前者和深圳成立了中國第一家設計博物館。
17. 立法會有關終審庭搬回原最高法院大樓的評估報告有誤。報告援引的資料顛倒了Webb修葺白金漢宮和設計最高法院大樓的時序。“[Webb & Bell] had jointly designed a number of famous British Buildings including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in London and the façade of Buckingham Palace”，立法會 CB(4)47/12-13(01)號文件。
18. 有説是Lyme Park，但總覺得是捨近求遠：https://www.nationaltrustcollections.org.uk/place/lyme-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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