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難興校──回顧香港中文大學的艱辛歷程 (2023.07.31)~

多難興校──回顧香港中文大學的艱辛歷程

中文大學管治有沒有問題？難免。以前有沒有討論過有關問題？肯定有。討論有沒有結果？據聞2016年有個共識。大難當頭，如何自處？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本文回顧中大的艱辛歷程，篳路藍縷啟山林。（灼見名家製圖）

香港中文大學又一次危立風口浪尖。這不是它第一次要承受政府、政客的壓力。

多難興校，難得這兩年中大國際排名一直高企，還升上中國第五（註1）。卻總是有些勢力，以慣常手段，打着「改革」、「架床叠屋」等似是而非的口號，急不及待企圖動其根基，慶幸其幾次都雖敗猶榮。權貴若真的關心高等教育，要銘記「四改三」未幾又要「三改四」的慘痛教訓，特別是當年的作俑者。（註2）

在香港打壓大學屢見不鮮。而潛台詞的手段，不外以撥款為人質，逼迫大學就範。早在1928年，就有勢力以「節省公帑」等同樣似是而非的口號，企圖關掉香港大學，連多年前在其任內創立港大的前港督盧吉，也被迫要出面為港大辯護。慶幸連在倫敦殖民部的官員也有眼光，頂住這股壓力，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建樹，沒有讓這些作俑者成歷史罪人。（註3）

英國外交部文件（CO129/511/14）證殖民部挺香港大學。

時代不便深究施壓者的動機，特別是立法會尤若縮頭烏龜（註4），不召開公聽會，卻收集架床叠屋式的書面意見。而作俑者更操弄慣常的「拔高」、「寧左勿右」手段，又「《基本法》斷章取義」，又「完全自主」，恐怕快編造成又一「國家安全」隱患。

百姓只好品味歷史，看圖識字，回顧一下中大的艱辛歷程，篳路藍縷啟山林。

《易》：「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

篳路藍縷，期待照片中啟山林者現身説法。

多難興校（一）：崇基歲月

中大源於內地又一次政治動亂，大批難民湧港，其教育頓成難題，特別是高等教育。鑒此，基督教各宗派合力籌辦崇基學院，錢穆等內地學者也在港成立新亞、聯合等多所漢語教學的學院、專科學校。以1956年為例，升讀港大，只有275人；負笈台灣，內地的分別是431和363人，可見供遠不應求。

匆匆草創，崇基具體何時成立已不便稽查，籌辦機構的記載，也在打架，分別是1951年和1952年。我傾向1951年10月。

崇基書院創辦於1951年的版本。

崇基書院創辦於1952年的版本。

但慶幸壞事也能變好事：因為形勢緊迫，各基督教宗派之間的教義難以協調成教材，崇基才得以成為以基督精神為基礎的人文教育機構，而沒有成為神學院，也因如此，才容易日後獲得批地和升級為大學。（註5）

崇基也因天時、人和，得來地利，在新界獲得大片建校空間，還幾經討價還價，團結當地四戶居民抵禦地區官員的反對，既擴大面積，還以激將法增設火車站。（註6）冥冥似乎應驗《易》的「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日後的校園就是以崇基為基礎。附上1954年行政局討論批地的文件，和何明華會督的校舍設計草圖：

1954年行政局討論撥地給崇基學院的文件。

何明華會督的草圖。

何明華會督的草圖。

何明華會督的草圖。

多難興校 （二）：暴動帶來新方向

1956年，崇基學院算是安頓了，然而擴大高等教育的問題，雖多經考慮，還是難以推動。按英國傳統做法，首選方案是學生經考核後，由香港大學授予學位；但此方案無法解決語言和人數的問題，還包括港大校長Lindsay-Ride 的「軟對抗」。（註7）

港大校長反對中大的歪理。

契機來於又一政治動亂：1956年「雙十節」國民黨勢力藉故挑起真的暴動。（註8）親國民黨勢力備受抨擊，很多未正式納入港府教育體系的學院此前都曾有台灣資助，自此難以獲得支援，為籌辦另一所大學掃平政治障礙（註9）。在崇基的推動下，1957年初和教署主任Crozier開會得到首肯（註10），遂連同新亞和聯合書院共同成立專上學校協會（joint council），正式推動籌辦一所大學。

多難興校（三）：名正言順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令辦大學計劃差點難產：如何取名？解決方法同時能解答為什麼選定「中文」大學，而不採用「聯合」、「城市」、「維新」、「國子監」等等其他或許更適合的名稱。用中文教學只算是「次要」原因。

問題源於一個現在已廢掉的古老規矩。按當時英國的儀禮，大學地位獨特，一個城市只能有一所大學，其chancellor由皇室擔任，僅掛名主持，不負管理責任，更不便有雙胞。同一城市所有高等學府的學位，均由唯一一所大學頒發，由chancellor扑頭。（註11）其後大學普及，畢業生眾多，該規矩也廢除，chancellor也由知名人士頂替，並非全職。

因此整個大英聯邦，當時只有兩個城市因歷史原因，擁有兩所允許頒發學位的大學，而都是多難興校：一是愛爾蘭的都柏林，既擁有16世紀成立的Trinity College（”college”在外國即大學，如哈佛大學本科生念的是Harvard College），又有天主教的National U（即此前的Royal U、Queen’s U），是經長期血淋淋鬥爭的妥協產物。另一是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既擁有較老的McGill U，又在加拿大自治後（怕美國侵略，1867年合併4個殖民地組成加拿大聯邦，妥協奉行雙語制）成立用法語的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構思的大學若選錯名，必定在倫敦觸礁。慶幸崇基在未正式提出成立大學前，就未雨綢繆提防節外生枝，定調選用唯一能被採納的”The Chinese University”（”The”是關鍵，不是”a“更不是”any“），超前化解危機，餘下就是歷史。

中文大學命名的考慮。

多難興校 （四）：後顧前瞻

中文大學管治有沒有問題？難免。以前有沒有討論過有關問題？肯定有。討論有沒有結果？據聞2016年有個共識。（註12）大難當頭，如何自處？但願能又一次慶幸超越。往後如何？套用現在政治歪理：時勢「叵測」，不便「妄議」。（註13）

孔子修《左傳》時不知是否已預知有今天：「明恕而行，要（約）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註14）

利益申報：

筆者和中文大學沒有直接關係，文中所用資料，是在研究多個領域的不同問題時，在多個公開、不公開的檔案館和收藏中連帶看到，凑巧都涉及中大，可見其影響，堪列香港核心價值。

間接關係，要回到 90 年代末，和中大地理與資源學系地球信息中心一起，申請到香港政府最早的一批科研撥款（近千萬），用於遙感。N 年沒有跟進，據聞該中心已成爲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

更間接的，是筆者在北大的學生，有成為中大教授，也有擔任中大法學院創院時的法律學教育諮詢委員。

任何通訊，煩經灼見名家代轉。

註：

1. QS排名，中國第五。
2. 〈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中大學生報》
3. 官員批語：“HK University: no doubt the creation of idealists, and a financial drain. But the ideal may still be worth pursuing, and to close down would be a bad ‘loss of face’. We have done what we could to support its claim and assistance from Boxer Indemnity funds but the matter is not in the hands of the C.O….There is no chance at all of any assistance from the Home Treasury beyond the nominal sum of £300 a year for scholarships (even that has been queried by the axe-wielders; but we have managed to hold on to i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University serves an imperial purpose and that this payment does serve as a symbols of the support of Hong Kong).”, CO 129/511/14.
4. 崇基校友近日官方用語。
5. 這體現在辦學團體的指導思想。1960年代，我有幸和何明華會督和關祖堯探討教會學校的定位，他們都強調，教育是潛移默化、引導（educate的拉丁原意）的工作，能教出好人就成功了，不必都成教徒；相反強行灌輸會適得其反。
6. 崇基提出港九鐵路增設專站，若前者出資建設，師生可永久享用優惠票價。
7. Sir James Duff和Sir Christopher Cox都是英國知名教育學家；Maxwell更是英國海外大學聯合會的主席。
8. 1956年國民黨會同黑社會挑起暴動，死60人；1967年左派仿效紅衛兵挑起暴動，死51人。兩次流血事件改變了香港的軌跡，促成日後經濟起飛。
9. 以新亞為例，早期還有蔣介石的支持，但逐漸被Yale in China替代。後者的代表Charles Long，是聖公會神職，曾幫助新亞籌款建農甫路校舍。錢穆和何明華會督相熟，有利日後籌備大學。
10. 1957年初的會面只有教署主任Crozier不經意提到，我從旁證認為是和何明華會督連同Charles Long去談，代錢穆做説客，期待有人能提供更多資料。
11. 有很多這類不一定成文的習俗，要瞭解香港的必須知道。又譬如，以前必須有主教、座堂才能稱city，否則只是town，所以開埠時只有town of Victoria，是1849年英皇制誥批准成立香港教區和建立聖約翰座堂時同時升級為city；連歷史博物館也曾出錯。
12. 狄志遠，〈不要輕易破壞「共識」常規〉（2023.07.28）
13. 我對1956年和1967年由左、右不同方面的投機、極端份子挑起的暴動都印象深刻。近日官場「新語」，勾起回憶，重聽起來倍感親切。
14. 《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質》，「要」即「約」的通假字，應上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之「約之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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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澤民這個「年輕人」(2023-02-20)

江澤民這個「年輕人」

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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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江澤民（中）在上海市八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灼見名家製圖）

江澤民年前逝世，是非功過定論有待時日；北京高調紀念，難免勾起一些回憶。我40多年前就開始和他共事，及至他離任前還有純業務交往。

1980年和他認識，事源複雜，不妨多寫兩句。89年「六四事件」後他順水推舟平反我的錯案，再度交集；而回歸前後則幾度涉及香港，包括解放軍用地和港珠澳大橋。這些交往，都極具中國特色，也幸好不涉錢權利益。現在時髦前傳（prequel），不妨分享一下他如何最早得到最高層賞識。

幫幫這個「年輕人」

第一次接觸江澤民，是由汪道涵撮合，要我幫幫江這個「年輕人」，而最後正如汪所設計，江和我一起審查第一家中外工業合資企業^（註一）。

1978年12月共產黨第11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改革、開放」，二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這是歷史轉折，即古書一再所言的中興，挽救了瀕臨破產的國度，賴此得以延命。此前我被邀請當顧問，遂離開Baker & McKenzie法律事務所，投入內地的政治漩渦。

極左當道經年，必須追補落後：不改革，開放不能持久；不開放，只會回到死路。開放、改革的目的，既是要以各種方式引進外資，技術，但更重要的是要引進現代管理、管治經驗。

1979年7月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合資談判頓成時髦，儘管當時尚未有公司法，連會計制度也在爭議，必須邊談判邊創造。較早草簽協議的一項是迅達電梯，由一機部下屬的電梯廠和瑞士迅達電梯公司夥同香港怡和集團簽署^（註二）。

問題是內地缺乏經驗，更缺乏有關專業人員，早期的項目問題都不少。更嚴重的是各種歪理當道，加上政治生態、人事問題，耗時費事。我1979年初就介入吉普車合資談判，項目看多了，要前瞻後顧，已習以為常^（註三）。

迅達電梯問題特別多，但居然沒有公開的異議聲音，恐怕只有我通過不同平台講解其缺陷，捅了馬蜂窩，高層不得不面對，要找官方「醜人」揹黑鍋。汪道涵深諳政治操作，推薦其門生江澤民，要我幫幫這個「年輕人」，以險棋奇招取勝。

江澤民其後獲成為鄧小平接班人。（亞新社）

3個深層次問題 交織難辨 傳承不息

該項目的具體法律、經濟問題不便談，但概括而論，問題分三大類，涉及知識、意識形態和人事。

知識問題難免，畢竟封閉多年，脫節落後不足為奇，只要認真虛心學習，給以時日必定能彌補，不為過。擔心的是，一方面封閉鎖國是文化風土病，不乏辯護士，定期鬧出歪理支持閉關鎖國，周而復始；另一方面，一如各變革年代，必定冒出一票子政治投機分子，哎呀專家，周而復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規定用「各國通用」借貸計帳法。（作者提供圖片）

意識形態更嚴重，政治領域的「寧左勿右」等等問題外，還蔓延到專業領域，施虐多年。連現代的借貸記賬會計制度也被標籤為「西方資本主義」，來了一次「會計革命」，炮製出一套所謂「中國人發明」的「增減會計法」^（註四）。1979年，我還要開班講解財務報表，也安排最早一批香港會計師上京幫忙和開班培訓^（註五）。一場糊塗賬，幸好合資「實施條例」的「徵求意見稿」第一稿就確定要合資企業：「採用各國通用的借貸計賬法記賬」。但問題在其他範疇要鬧到1992年才定奪，全國走現代國際的路。

而最為嚴重的是人事問題。迅達電梯項目因有高層贊許，曾是他手下的，按官場習慣難免有所避諱，這包括當時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副總理級）、常務副主任（部級）、副主任（副部級），其他級別更低的官員則更難以啟齒。後來問該高層，他其實只是籠統支持搞合資（也算是重要政治表態，因有一股逆流，打着國家安全，一刀切反對重點企業對外），對項目具體情況不了解，該怎樣就怎樣。

審查會由江澤民坐中間主持，我坐在他右手邊；會議很成功，因事前已有所溝通。江難免抛出幾句英語，有點不着邊際，我要枱下用腿提醒他。會議時間不長，但影響很大。日後投資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周建南特別告訴我，他寫了兩份表揚報告，意指一份向下傳達，另一份向高層匯報，特別提到年輕人「有擔當」^（註六）。

汪道涵成功一子落赢來滿盤活。

食過返尋味

未幾，冒出問題更嚴重的項目：石油系統簽署的協議，別的缺陷不説，部分在計算長期現金流時，居然沒有用上複利。鑒此，幾位地球物理、地質界專家聯署了一份有關報告，也請我提供一些法律和經濟意見。

報告送達鄧小平，他做了批示並轉發其他領導：「秋里、谷牧同志：請你們約集一批專家，好好論證一下。」趙紫陽也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給予重視。海上石油開發，即與外國合作方案，應認真組織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並注意聽取不同意見」^（註七）。原報告連同眾領導的批示，匯總成1981年「國務院二號文件」。

難免食過返尋味，又一次運作，指定由江澤民會同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主持規模龐大的聽證會^（註八）。

會議1981年3月23日至4月3日召開，很成功，找出了問題；遺憾的是日後的報道以及被審查對象的回憶錄，因政治和人事原因，完全扭曲了會議的前因後果，但只要對照「二號文件」就能明白緣由。會後，江澤民有機會向高層匯報成果。

我沒有參加會議，只從旁協助，因高層已在春節團拜時打招呼，告訴我政治日趨複雜，不便久留，所以正匆忙着手清理手上的多項項目，並準備6月北大學期結束後返港。

後記

1982年我入住秦城監獄，豁然在報上看到江澤民主持會議，取消外貿部成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整合各部門功能，去除此前外貿部一個部門壟斷的流弊。這正是我推動多時的建議，當年港澳工委曾傳達我這方面的建議。為慎重起見，我早已跟盧緒章打招呼，還特別返港家訪華潤老總做思想工作，但很遺憾，後者是老外貿，一直想不通。

再次和江交集，有待六四事件後多位老同志督促他平反我的「間諜案」；他也巴不得，因為我的「罪狀」，包括看到「國務院二號文件」以及他主持的聽證會資料，正是怪事無奇不有，世事因果承負糾纏，但也有利回歸前後解決一些中港問題。

註：

1. 文化大革命後，官場按年紀三代同堂，按觀點三家村，構成複雜不健康的縱橫捭闔生態。汪道涵即日後兩岸汪辜會談的主角，時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也剛在他極力推薦下從局長擢升副主任兼秘書長。二者交情很深，文革前汪在一機部當副部長，過年就帶着江到處拜年。我此前在別的項目已認識汪，特別欣賞他文革時的膽量。當年我有機會共事的，年紀很多是我的三倍；江則近乎二倍。
2. 瑞士方面的談判代表即近年向M+博物館捐贈見證這時期的星星美展珍貴藝術品的Uli Sigg。
3. 早期較糟糕的，要算幾家酒店，投資資本不到一成，九成舉債，債務還由國家銀行擔保，幾乎是無本無風險生利，但個別項目投資方是領導的海外親屬，只得無奈。我當上盧緒章（他夥同國民黨元老陳果夫成立的廣大華行1948年和華潤公司合併，時任旅遊總局局長）的顧問，終止這類投資，後來更舉一反三，推廣到所有合資項目最低實出資額為三成，令很多外商失望，也得罪一批官員。
4. 中國傳統記賬法從龍門帳演變出四角帳，已具複式記賬功能，能適應一般買賣活動，算相當成熟，但難適應現代核算。現在國際通用的借貸記賬法，首先在清朝海關大規模應用，有利減低貪污，但因是由英國人主管，成為日後政客炒作的議題。民國年代，會計方法之爭是君子學術討論，但一面倒投靠蘇聯後，就完全政治化，貽害兩代人。我有幸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前輩李文傑共事。
5. 我赴京前和廖瑤珠、陳子鈞成立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立即派上用途：第一位能深入看到內地企業賬目的，是應邀幫我查看吉普車合資談判資料的陳文裘。難以置信的是，我當上中信法律顧問，向公司的管理層講解財務報表，居然被公司第一任黨委書記指責為散播資本主義，左得可愛。
6. 周建南即周小川父親。
7. 即余秋里、谷牧、康世恩3位副總理，分別主管能源、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
8. 參加論證會的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科委、人大法制委員會、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地質部、石油部、財政部、外貿部、外交部、國家海洋局、中國銀行、貿易促進會、中國地質學會、地球物理學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等24個國家部委、新聞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