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咨詢文件匆匆推出，難免錯漏，不得不撰文三篇促其改正。
作者: 黃賢 標籤: 品味歷史 Back to Menu 目錄 Download下載
本文分三篇，提出的教訓並非全部，但能覆蓋國安、機密立法時要考慮的主要問題，有利完善法律條文內部的完整性，方便檢視有關條文是否合理處理國安、機密事項的整個生命周期。
第一篇，先在適當範圍內，分享一下我接觸內地國安50年的體驗，以作警示，鋪墊解構此次立法的思路。
第二篇檢視公眾諮詢文件的幾個建議，分別涉及最新的和最老的條款。概括而言，有關建議條款羅列拼湊，反映解讀、認知盲點乃至誤讀的嫌疑。
第三篇則評述有關建議條款囿於香港本位的小格局，未能從國家高位思考。
錯漏是顯著的，法理是明擺着的，歷史是改變不了的，成敗輸贏，事在人為，祝君好運！
而今多快好省立法，唯遵循孔子古訓：「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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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顧中大的艱辛歷程，篳路藍縷啟山林。（灼見名家製圖）
香港中文大學又一次危立風口浪尖。這不是它第一次要承受政府、政客的壓力。
多難興校，難得這兩年中大國際排名一直高企，還升上中國第五（註1）。卻總是有些勢力，以慣常手段，打着「改革」、「架床叠屋」等似是而非的口號，急不及待企圖動其根基，慶幸其幾次都雖敗猶榮。權貴若真的關心高等教育，要銘記「四改三」未幾又要「三改四」的慘痛教訓，特別是當年的作俑者。（註2）
在香港打壓大學屢見不鮮。而潛台詞的手段，不外以撥款為人質，逼迫大學就範。早在1928年，就有勢力以「節省公帑」等同樣似是而非的口號，企圖關掉香港大學，連多年前在其任內創立港大的前港督盧吉，也被迫要出面為港大辯護。慶幸連在倫敦殖民部的官員也有眼光，頂住這股壓力，懂得珍惜來之不易的建樹，沒有讓這些作俑者成歷史罪人。（註3）
英國外交部文件（CO129/511/14）證殖民部挺香港大學。
時代不便深究施壓者的動機，特別是立法會尤若縮頭烏龜（註4），不召開公聽會，卻收集架床叠屋式的書面意見。而作俑者更操弄慣常的「拔高」、「寧左勿右」手段，又「《基本法》斷章取義」，又「完全自主」，恐怕快編造成又一「國家安全」隱患。
百姓只好品味歷史，看圖識字，回顧一下中大的艱辛歷程，篳路藍縷啟山林。
中大源於內地又一次政治動亂，大批難民湧港，其教育頓成難題，特別是高等教育。鑒此，基督教各宗派合力籌辦崇基學院，錢穆等內地學者也在港成立新亞、聯合等多所漢語教學的學院、專科學校。以1956年為例，升讀港大，只有275人；負笈台灣，內地的分別是431和363人，可見供遠不應求。
匆匆草創，崇基具體何時成立已不便稽查，籌辦機構的記載，也在打架，分別是1951年和1952年。我傾向1951年10月。
但慶幸壞事也能變好事：因為形勢緊迫，各基督教宗派之間的教義難以協調成教材，崇基才得以成為以基督精神為基礎的人文教育機構，而沒有成為神學院，也因如此，才容易日後獲得批地和升級為大學。（註5）
崇基也因天時、人和，得來地利，在新界獲得大片建校空間，還幾經討價還價，團結當地四戶居民抵禦地區官員的反對，既擴大面積，還以激將法增設火車站。（註6）冥冥似乎應驗《易》的「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日後的校園就是以崇基為基礎。附上1954年行政局討論批地的文件，和何明華會督的校舍設計草圖：
1956年，崇基學院算是安頓了，然而擴大高等教育的問題，雖多經考慮，還是難以推動。按英國傳統做法，首選方案是學生經考核後，由香港大學授予學位；但此方案無法解決語言和人數的問題，還包括港大校長Lindsay-Ride 的「軟對抗」。（註7）
契機來於又一政治動亂：1956年「雙十節」國民黨勢力藉故挑起真的暴動。（註8）親國民黨勢力備受抨擊，很多未正式納入港府教育體系的學院此前都曾有台灣資助，自此難以獲得支援，為籌辦另一所大學掃平政治障礙（註9）。在崇基的推動下，1957年初和教署主任Crozier開會得到首肯（註10），遂連同新亞和聯合書院共同成立專上學校協會（joint council），正式推動籌辦一所大學。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令辦大學計劃差點難產：如何取名？解決方法同時能解答為什麼選定「中文」大學，而不採用「聯合」、「城市」、「維新」、「國子監」等等其他或許更適合的名稱。用中文教學只算是「次要」原因。
問題源於一個現在已廢掉的古老規矩。按當時英國的儀禮，大學地位獨特，一個城市只能有一所大學，其chancellor由皇室擔任，僅掛名主持，不負管理責任，更不便有雙胞。同一城市所有高等學府的學位，均由唯一一所大學頒發，由chancellor扑頭。（註11）其後大學普及，畢業生眾多，該規矩也廢除，chancellor也由知名人士頂替，並非全職。
因此整個大英聯邦，當時只有兩個城市因歷史原因，擁有兩所允許頒發學位的大學，而都是多難興校：一是愛爾蘭的都柏林，既擁有16世紀成立的Trinity College（”college”在外國即大學，如哈佛大學本科生念的是Harvard College），又有天主教的National U（即此前的Royal U、Queen’s U），是經長期血淋淋鬥爭的妥協產物。另一是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既擁有較老的McGill U，又在加拿大自治後（怕美國侵略，1867年合併4個殖民地組成加拿大聯邦，妥協奉行雙語制）成立用法語的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構思的大學若選錯名，必定在倫敦觸礁。慶幸崇基在未正式提出成立大學前，就未雨綢繆提防節外生枝，定調選用唯一能被採納的”The Chinese University”（”The”是關鍵，不是”a“更不是”any“），超前化解危機，餘下就是歷史。
中文大學管治有沒有問題？難免。以前有沒有討論過有關問題？肯定有。討論有沒有結果？據聞2016年有個共識。（註12）大難當頭，如何自處？但願能又一次慶幸超越。往後如何？套用現在政治歪理：時勢「叵測」，不便「妄議」。（註13）
孔子修《左傳》時不知是否已預知有今天：「明恕而行，要（約）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註14）
利益申報：
筆者和中文大學沒有直接關係，文中所用資料，是在研究多個領域的不同問題時，在多個公開、不公開的檔案館和收藏中連帶看到，凑巧都涉及中大，可見其影響，堪列香港核心價值。
間接關係，要回到 90 年代末，和中大地理與資源學系地球信息中心一起，申請到香港政府最早的一批科研撥款（近千萬），用於遙感。N 年沒有跟進，據聞該中心已成爲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
更間接的，是筆者在北大的學生，有成為中大教授，也有擔任中大法學院創院時的法律學教育諮詢委員。
任何通訊，煩經灼見名家代轉。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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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宗以《國家安全法》起訴案件，核心環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
控方委托劉智鵬攥寫“專家報告” （“光時報告”），企圖以其“奇特”方式詮釋該口號的兩個關鍵用詞：“光復”和”革命“。
案件已結束，被告放棄上訴，算是蓋棺定論。也慶幸法院沒有接受“專家“對兩詞的詮釋，事件也算告一段落。惟日前僥幸獲得SOPA（ 亞洲出版業協會） 卓越評論獎，（SOPA獎有稱是亞洲普利兹），不妨溫故知新，以儆效尤。
灼見名家憑〈談首宗《國安法》案件控方專家報告系列〉 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p=299316
此官方“專家報告”，居然曾呈堂法院！其内容，無論古代史、近代史、當代史甚至今天事，都有淺顯的嚴重錯漏；而其歷史學、文字學，也欠精準。
遺憾的是，因是黑箱作業，責任何方很難厘定：究竟是劉智鵬的水平，抑或是律政司的授意，還是保安系統的指示，甚或其他未知因素乃至外部勢力，也不得而知。一言蔽之：香港好久未見識如此低劣的傑作。
三篇報導的全文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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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撰文，坦誠看不清香港的國家機器是在齊齊升呢，還是在同步墮落。用周恩來的話：「要下定論，為時過早。」沒想到，律政司立即鬧出一件既升呢又墮落的傑作。
説的是第一起以《國家安全法》起訴案件中的控方專家報告。該報告企圖詮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用詞。遺憾的是，解釋「光復」部分有嚴重遺漏，足算墮落；推敲「革命」部分問題相同，唯演繹出很多國人敢想不敢言的結論，肯定是升呢。
其一，法庭已經有判決，完全尊重。唯希望上訴法院能重新考慮專家報告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指標性案件，應提前公開專家報告供FC（fact check），避免以訛傳訛，不良影響法院的考量，幫倒忙。
其二，對於專家證詞，《高等法院規則》有嚴格法定要求。專家證人對法院負有凌駕性的責任，必須公正無私及獨立，不能僅是一己之見，更不是某一方的訟辯人。該專家還必須簽署「屬實申述」確認該文件中所述事實屬實[1]。
也就是説，專家報告援引資料，若有重要資料存在卻未找到，堪稱失職；找到卻因不利立論而不提出，則違反「公正無私及獨立」的要求，甚至涉及法律問題。
專家報告原有八個部分，六個部分未被法院採納，餘下兩部分企圖從歷史和文字角度定性「光復」和「革命」兩詞。
我對口號的政治涵義無興趣，只是關注報告是否完整、準確地詮釋「光復」和「革命」兩詞，達到公正無私及獨立的要求。
報告網羅不少古今書籍使用「光復」的例證，分兩部分，即三國到元朝和明朝迄今，不外想得出唯一結論：「光復」二字的意思，在中港台經千年未變，即：”a reinstatement of a perished state or a recovery of lost territory” （恢復落入敵人或異族領土）[2]。
這些書籍囊括《三國志》等正史，也有《江湖小集》等小品，狩獵範圍夠廣，似乎做了功課。
遺憾的是，古今兩部分，都有關鍵「遺漏」，難免引人側目。而被「遺漏」的典籍，無論在時序、政治環境、作者背景以及文字語境，無疑都比專家引用的書籍更重要。
報告古代部分的不堪，是遺漏了《郁離子·晚成》：「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句踐犧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
《郁離子》成書於元末明初，作者是劉基，引用的三個典故，前二者無疑是復國，卻沒有用上「光復」；反而第三個典故講知武子（智罃）只是日後繼承其父親的官位卻用上「光復」[3]。
《郁離子·晚成》文中提及「光復先君之業」。
只此一例，已足以否定專家所言的「千古未變」，特別是《郁離子》出現在被引用書籍之後。治學要牢記Popper有關羅列和打假的論説[4]。
但僅僅舉例不夠嚴謹，還必須評估引用的每一項資料的重要性，否則無疑犯羅列之謬誤。為更深一層否定專家報告的錯誤結論，謹以政治環境、作者背景以及文字語境分析以上引文（即現在歷史教學所強調的synopticity）。
《郁離子》約1359年成書，「郁離子」是作者的自稱。時值明朝推翻元朝之際，不僅是司空見慣的朝代更迭，更是驅逐異族的莫名發洩。此時政治環境對「光復」的體會無疑最深刻，但作者卻刻意不用「光復」，不墜老土窠臼，着實非凡。不禁要問「郁離子」是何許人，算是老幾，憑什麽本事。
《郁離子》的作者是劉基 （1311-1375），字伯温，封誠意伯，即家喻戶曉和《推背圖》齊名的《燒餅歌》「作者」劉伯溫[5]。書寫完這治國方略後，他就出山輔助朱元璋打天下，既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又穩定局勢保持國家安定，比任何專家報告提到的文人騷客更親身體會何為「光復」。
本來到此，立論已成立，即專家有關「光復」的武斷結論是錯誤的。但不妨再扒深一層，排除任何尚存疑問，免留口舌。也希望律政司日後聘用專家，能同樣嚴謹。
剩下有三個枝節，包括人身攻擊、八卦等問題。
學歷問題：劉伯溫究竟是什麽學歷[6]？幸好他考試成績彪炳，鄉試江浙第十四名。元元統元年（1333），未達到元朝25歲才能參加會試的規定，遂報假歲參考，居然考上個「漢人南人第三甲第二十六名」（總第44名，也算是個小學霸）。
打天下，武夫一介，他的文采也了得？後世譽他為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及詩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四庫全書》對他文采評價極高，認為：「其詩沉鬱頓挫自成一家……其文閎深肅括……[是]傳世之文章」，非一般文人政客所能比[7]。這説明以他的遣文用字功力，完全掌握「光復」的意思絕對不是單一千古不變。
《四庫全書》對劉伯溫文采評價極高。
順便分析一下文字語境。專家報告援引的資料，就每一項都是孤證，即沒有説明該作者使用「光復」二字時，是否只有單一意思，還是會用於其他情景，即文字學所説的歧義……或許沒有答案，但報告沒有交代，無疑是又一個缺陷。
相反，劉伯溫的引文，把三種情景平行排比，意思再清楚不過。
最後，難免要八卦一下，是否流料？《燒餅歌》幾乎公認是冒名頂替無疑，非劉伯溫所著，是托其英名山寨一凡。那麽，《郁離子》是否也是流料？幸好歷史早有答案。
早在洪武十三年（1386），即劉伯溫死後11年已有單行本刊印，嗣後永樂二年（1404）、宣德五年（1430）都有新序。至成化六年（1470）和他的其他著作合編成《誠意伯文集》，還附上聖旨。迤至乾隆十六年（1782）收入《四庫全書》，傳承有序無疑。《四庫》作出鑒定時，還特別強調，附會劉伯溫的書籍繁多，「熒惑百無一真」，「惟此一集尚實出基手」。
報告有關「光復」古代部分的錯誤就此打住。以下兩篇，分別是：〈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及〈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
談首宗《國安法》案件控方專家報告 三之一
下一篇：〈「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
第三篇：〈「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
註：
Hanson Y Huang 黃賢 